司母辛鼎
殷墟,靜靜地躺在洹河之濱,等待人們去閱讀、去聆聽。
卜甲
婦好墓出土的“‘好’連體銅甗”內壁上的銘文。新華社記者李安攝
獸面紋鹿耳四足青銅甗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fā)現(xiàn)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tǒng),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根脈,值得倍加珍視、更好傳承發(fā)展。”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在致信祝賀甲骨文發(fā)現(xiàn)和研究120周年時強調。
殷墟,證實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fā)展。殷墟甲骨文為我們保留3000年前的文字,從中可透視3000年前殷商社會生活景致;殷墟出土的銅器、玉器、建筑基址及豐富的祭祀遺存,展示了中國歷史上青銅時代鼎盛時期的物質成就和精神面貌。
回望中國考古學百年歷程,殷墟是中華文明溯源的基石。如今,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殷墟,其考古、研究和保護受到全世界的關注,不僅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也在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文明進程中閃耀著璀璨的光芒。
1 “一片甲骨驚天下”從甲骨文到殷墟的發(fā)現(xiàn)
據《史記》所載,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王朝是夏,隨后是商。商王朝的創(chuàng)立者稱為“湯”,立國后傳承17代31位王,自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歷550余載。
商王朝控制的地域大致以今天的河南省為中心,兼及周鄰地區(qū)。商王朝曾數(shù)度徙都。大約公元前1290年,商王盤庚將都邑遷至今河南安陽小屯附近。此后沿襲270余年再未遷徙。這座都邑今天被稱為殷墟,當年的商朝人則稱之為“大邑商”或“天邑商”。
殷墟的發(fā)現(xiàn),離不開那則流傳已久的故事:1899年,國子監(jiān)“祭酒”王懿榮差人抓藥,檢視藥材時偶然發(fā)現(xiàn)刻寫著文字的龜甲碎片。甲骨碎片上的文字便是后來的甲骨文。
1903年,以《老殘游記》名世的劉鶚(字鐵云),將其收藏的甲骨以拓片形式刊出,推出他人生中重要的著作《鐵云藏龜》。1904年,國學家孫詒讓基于《鐵云藏龜》,撰寫《契文舉例》,首次對十余個甲骨文字加以考釋。劉鶚和孫詒讓的開創(chuàng)之功為甲骨學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真正奠定甲骨學基礎的是古文字學家羅振玉與國學大師王國維。1910年,羅振玉刊行《殷商貞卜文字考》,明確指出甲骨文系商王室文字。1917年,王國維寫成《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續(xù)考》兩文,根據甲骨卜辭中的稱謂,輯出商王世系表,并發(fā)現(xiàn)這份世系與《史記·殷本紀》記載的商王世系基本一致。甲骨文與商王朝的關系,由此得以確認。
遺憾的是,在甲骨文發(fā)現(xiàn)長達10年的時間里,人們竟不知卜辭出自何地。直至1908年,學術界方知安陽是甲骨文故鄉(xiāng),洹水之濱的小屯是殷商舊邑,也就是《史記·項羽本紀》所說的“殷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與甲骨學研究,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和商王朝的王位傳承序列。
殷墟的發(fā)掘,又等了20年。1928年-1937年間,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在殷墟進行了15次發(fā)掘,隨后因日軍侵華而暫時中止。1950年,剛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恢復了殷墟發(fā)掘并延續(xù)至今。屈指算來,殷墟是中國考古史上發(fā)掘時間最長的遺址。
2 揭示厚重燦爛的商代都邑文明
持續(xù)90余年的田野工作,揭示了“大邑商”的規(guī)模與內涵:商朝王族遷入時,先在洹河南岸建起宮殿和宗廟。與王族一道遷來的其他族人在外圍各自建點,迅速形成“大邑商”的聚落框架。居民點持續(xù)增長,道路、水網逐漸修筑起來,各種手工業(yè)作坊星布其間。“大邑商”逐漸發(fā)展成以王族聚集地為核心,逐漸向外展開的“星團狀”邑聚。路網、水網、聚落、作坊相互交織,形成“族邑為本、內密外稀”的無城都邑,總面積達數(shù)十平方公里。
殷墟腹地的主要路網呈“兩縱三橫”分布,干道路寬約30米,其中兩條南北向干道平行通向宮殿宗廟區(qū);三條橫向干道由西北向東南展開,在宮殿宗廟區(qū)南部與南北向干道相交。水渠也有干渠、支渠之分,干渠從洹河上游分水后沿地勢從西北向東南流淌,在“大邑商”腹地向東南方向分出多條支流。
宮殿宗廟區(qū)位于洹河南岸,東、北兩面有河首環(huán)繞,臨河處有一片水域與洹河相通,系王室池苑所在。池苑東側是王室的宮殿與宗廟,以四合院為主。宮殿宗廟區(qū)外圍散布著大小不一的居民點,建筑同樣以四合院為主,輔助設施有水井、陂塘,還有內部道路。因系“聚族而居”,房屋“三五成群”,多個居民點也會相對集中。從本質上說,商朝都城是社會“宗族結構”的反映。
作坊類型包括鑄銅、制骨、制陶、制玉等,布局呈現(xiàn)強烈的“集群式”分布特點。當前發(fā)現(xiàn)的規(guī)模最大的作坊群是苗圃北地作坊群,它包括苗圃北地鑄銅作坊、鐵三路制骨作坊、同樂花園制陶作坊三大手工門類,出土有制模、制范、澆鑄用的場地或房舍,熔爐遺跡及各式陶范。新發(fā)現(xiàn)的辛店作坊群遠離殷墟腹地,臨近漳河。
王陵區(qū)位于洹河北岸,與宮殿宗廟區(qū)隔河相望,東西長500余米,南北寬約300米,分為東、西兩片,均有圍墻圍隔。王陵區(qū)發(fā)現(xiàn)有四墓道大墓、雙墓道大墓以及單墓道大墓。四墓道大墓應為王陵,雙墓道大墓和單墓道大墓則可能是商王配偶的墓葬。所有大墓都曾經被盜掘,但劫余之物精美華貴。
殷墟出土的可移動文物包括大量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牙器、蚌器、竹木器、漆器、皮革制品、紡織品。青銅器中,司母戊方鼎、司母辛鼎、婦好三聯(lián)甗、鸮尊,以及雙馬驅動的馬車配件尤其引人關注。玉器包括各種禮器、飾品、工具以及玩賞品,種類繁多,色澤豐富。陶器除普通粘土陶外,還出土白陶、硬陶及釉陶(原始瓷)。
殷墟甲骨文迄今共有3次重大發(fā)現(xiàn),分別是1936年的H127甲骨貯藏坑、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和1991年的花園莊東地甲骨。殷墟還出土有相當數(shù)量的青銅器銘文和陶文,后岡祭祀圓坑出土的“戍嗣子鼎”銘文長達30字。
關于文明的定義有很多爭論,考古學者大多認可作為文明的古代遺存,應該有城址、冶金術、發(fā)達的禮制和文字四大要素。這些要素在殷墟遺址中都有體現(xiàn)。殷墟整體的布局反映了城址的存在,出土的大量青銅器足以證明當時冶金術的發(fā)達程度,各類功能明確、制作精美的玉器說明商王朝有完整的禮制,甲骨文證明了書寫文字的存在。因此,殷墟遺址是商王朝都邑文明的體現(xiàn)。
3 探源中華文明的重要基石
2001年,殷墟在“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fā)現(xiàn)”評選活動中名列第一;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21年,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百年之際,在“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評選中,殷墟再次毫無爭議地被列入其中。這一切,均緣于殷墟獨特的價值與影響力,殷墟無疑是探源中華文明的重要基石。
中國歷史從史前時期發(fā)展而來。大約1萬多年前,人們走出洞穴,來到河邊臺地,開始農業(yè)定居生活,逐漸形成最早的村落。賈湖遺址發(fā)現(xiàn)的墓地,見證了約8000年前黃河流域的社會面貌。西安半坡、臨潼姜寨、鞏義雙槐樹等遺址,則是對仰韶文化時期黃河流域人類社會發(fā)展水平的生動總結。距今5000年-4000年間,社會加速發(fā)展,長江流域迎來良渚文化崛起,中國社會進入考古學家稱之為“邦國”或“古國”的新階段。良渚古城、寶墩古城、平糧臺古城等已經發(fā)現(xiàn)的百余座史前古城記錄了這個時代?!肮艊敝?,“王國”崛起。這一階段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以河南登封王城崗古城、偃師二里頭遺址、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等為代表,其所對應的時期便是司馬遷《史記》中記載的夏商周。
通觀夏商周時期的古遺址,二里頭遺址作為夏王朝最后一都,鄭州商城作為商王朝奠基之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殷墟之所以受到全球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重視,則在于它集中反映了“王國”時代中國社會的全部要素。
殷墟西北岡王陵區(qū)是我國目前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國王陵區(qū)。王陵大墓、宮殿宗廟建筑以及甲骨文中的國王卜辭“三位一體”,確認了3000年前的中國處在“王國”時代的盛期。
“王國”階段的中國又被稱為中國青銅時代,殷墟毫無爭議地代表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婦好墓以100余平方米的空間,隨葬了重達1.6噸的青銅器。若非被盜,殷墟國王王陵又該隨葬多少青銅器呢?重達800余千克的司母戊鼎,已讓當代人嘆為觀止。然而,殷墟出土的銅盆(或銅鼎)內范,直徑達1.52米,器型之大,超過司母戊鼎。
銅器的重要性不僅在其大小,更在其如何使用。殷墟青銅器的種類與使用方法,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之上,蘊含著豐富的內容。商王朝早期階段已經大量鑄鼎、尊、斝、鬲、爵,經過商中期的發(fā)展,到殷墟時期,以青銅容器為核心的禮制體系得以完備,突出表現(xiàn)在觚、爵作為酒器配對登場。殷墟發(fā)現(xiàn)的墓葬,死者等級越高,觚、爵套數(shù)越多,形成以觚、爵為核心,加以食器、樂器、禮器的組合,到西周才演變?yōu)橐远?、簋等食器為重心的組合。
婦好墓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保存最好的貴族墓。婦好是國王武丁的配偶,其人其事在甲骨文中有200多條記錄。她的墓葬以及記錄她事跡的甲骨文字,使得她成為迄今為止中國考古學家通過考古發(fā)掘“認識”的年代最早的、有名有姓的真實人物。1990年-1991年,考古學家在小屯東北地發(fā)現(xiàn)一座四合院式建筑。建筑的正殿臺基前,出土了1件鑄有“武父乙”銘文的青銅盉,以及若干件殷墟早期的陶器。這座四合院極有可能是當年婦好與商王武丁住過的房屋遺跡。這種建立在“四方之極”基礎上的居住模式,一直影響到今天。
殷墟考古的重要性尤其體現(xiàn)在大量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迄今為止,出自殷墟,刻寫有文字的獸骨和龜甲總數(shù)約有16萬片,包括數(shù)百片完整的卜甲或卜骨。甲骨文字的內容涉及祖先廟號、祭祀活動、狩獵征伐、天文歷法、氣象月相、農事百工、生老病死等。殷墟甲骨文雖然碎片居多,但從考古的角度,這些刻辭甲骨其實是當年商朝人有意識地整坑埋藏下來的。這也表明它們是當時的檔案,其文字內容是地道的“成文文獻”。
中華五千年文明進程中,如何強調以甲骨文字為代表的漢字系統(tǒng)的重要性都不為過。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是中華文明傳承的載體,雖然字體有所變化,但始終一脈相承,是目前十幾億中華兒女仍在使用的“活文字”,成為中華兒女血脈相連、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紐帶。
4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例證
回顧中國史前史,萬年以來中原大地曾經歷過3次大轉型:從狩獵采集到農業(yè)定居;從邦國并存到王國崛起;從發(fā)明文字到成文文獻的出現(xiàn)。殷墟重現(xiàn)了3次重大轉型的歷史成果,以實物資料證實中國社會已經全面結束“史前時代”,發(fā)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殷墟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其集歷史之大成,更在于它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中原文明對周邊其它地區(qū)文明的影響,表現(xiàn)在它對同期文明的輻射力。
江西新干縣大洋洲商代大墓和三星堆八大祭祀坑,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發(fā)現(xiàn)。二者代表了基于長江中游和長江上游本土文化成長起來的發(fā)達地域文明,并且年代與殷墟大致相當。研究兩者的青銅文化,可以清晰觀察到來自中原商文明的強大影響。
新干商墓出土的鼎、甗、簋、豆、罍等,本是中原禮器系統(tǒng)的代表性器類。該墓出土的1件銅罍,其外形、紋飾、鑄法,皆可追溯到中原商文明。三星堆祭祀坑中最能反映商文化影響的是1號、2號、3號、8號祭祀坑,均發(fā)現(xiàn)有青銅尊。銅尊頸部的三道弦紋,是明確的中原文化記憶。新干商墓和三星堆祭祀坑青銅器所使用的鑄造技術,包括塊范法、鑄焊工藝等,均承襲于商。三星堆大、小青銅人物服飾上的雷紋和流云紋,同樣讓人感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這種現(xiàn)象還反映在玉璋等其它禮器上。
文化的影響從來都是雙向的。甲骨文中70余次與蜀國相關的占卜,殷墟發(fā)掘品中來自長江中游的硬陶瓿、來自長江下游的原始瓷,以及與草原文化有著密切關聯(lián)的羊首刀、管銎斧、弓形器等,都體現(xiàn)出商王朝吸納周邊文化的博大胸懷。商文化向外輻射的背后,是社會制度、禮制思想以及生產技術的輸出。與此同時,商文明也在吸收周邊文化中提升自己。中原與周邊地區(qū)在相互學習中融合,開啟了新的文化發(fā)展階段。這便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生動例證。
“大邑商”繁榮于東亞之地,其時,非洲北部處于埃及新王國時期,兩河流域則進入到后巴比倫時代,幾大文明在三千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輝映。我們從殷墟讀取到的信息是:商王朝成功鞏固了王國社會的成果,完善了國家管理體系,發(fā)展了以青銅禮器為核心的禮制,構建了以甲骨文為特色的東方文字體系。這一切,為商王朝所代表的東亞文明注入了強大活力。當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在歷史的長河中斷之后,以甲骨文為核心的商文明卻將生命延續(xù)至今。
殷墟,出土了最早的成文文獻,見證了步入“王國”階段的中國社會,記錄了鼎盛時期的青銅文化,詮釋了三千年前人類文明的新高度。至今,殷墟保護區(qū)內的考古發(fā)掘活動仍在繼續(xù),那些埋藏在歷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碼,仍待后來者去挖掘和探索。
?。ㄗ髡呦的戏娇萍即髮W講席教授,原殷墟考古隊隊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首席研究員;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唐際根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