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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長城，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陌生，這一偉大的建筑不僅是中國深厚歷史文化的象征，也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精神的化身。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長城凝聚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拔的愛國情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
內蒙古廣播電視臺聯合內蒙古自治區(qū)文物局共同打造的“與歷史對話”本期訪談錄將去探尋隆盛莊“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見證烏蘭察布修筑最早的明代長城。對話烏蘭察布市博物館文博研究館員 李恩瑞。
長城最初的功能是軍事防御，可以說是一項國防工程，從諸侯國之間的拼殺，到游牧和農耕兩大族群的生存空間博弈，再到對絲綢之路經濟文化通道的保護，后來的沿長城物資與貿易流通和民族融合等衍生作用，長城早已不單單是一條單純的防線，兩千多年的滄桑積淀和無數金戈鐵馬與文化交融的過往云煙注定了長城不尋常的含義和對于中華民族歷史的深遠影響。
目前所知，我國境內最早的長城始建于戰(zhàn)國(齊、楚、魏、秦、趙、中山、燕)。大規(guī)模的長城修筑，始于秦朝。此后，西漢、東漢、西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北宋、西夏、金、明等十多個朝代，均有修筑長城的記載，只是規(guī)模不等而已。歷史上，長城的修筑經歷了三個規(guī)模較大的發(fā)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秦漢時期修筑了抵御匈奴的秦漢長城，第二個階段是金代修筑了抵御北方草原蒙古諸部的金界壕，第三個階段是明代修筑了抵御北元蒙古諸部的明長城。現在我們大家所熟知的萬里長城，如“八達嶺長城、金山嶺長城，山海關、居庸關、嘉峪關”等等，都是指始建于公元十四世紀的明長城。今天為大家講述的就是烏蘭察布修筑最早的一段明代長城。
這段長城在新中國成立后最初有文物部門做了少量小規(guī)模的專項調查，還有部分長城愛好者做過調查，也發(fā)表過一些材料，一直都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工作和研究成果。2007年，一項全國性的文化遺產專項調查——長城資源調查項目，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5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全面鋪開。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要求，在2007——2010年要把長城資源調查項目全部完成。2007——2008年，內蒙古自治區(qū)組建了5支明長城資源調查隊，完成了全區(qū)的明長城調查任務，陸續(xù)有一些重要的發(fā)現。經過四年的調查工作，全國各時代長城總長度是21196.18千米。內蒙古自治區(qū)的長城墻體總長度是7570千米，占全國長城總量的三分之一，我們內蒙古是全國的長城大省。2007——2008年的長城調查工作中，在烏蘭察布豐鎮(zhèn)市隆盛莊鎮(zhèn)東北約1.4千米處雙臺山西北坡上發(fā)現的一塊石刻題記，引起了調查隊員的注意。在明代長城沿線當時都有一些諸如文字磚、碑刻以及在山石上直接磨刻文字等等不同的記事形式。
文字磚這種形式應該在明代以前便出現了。這類文字磚就是明確施工責任制的一種體現，以便長城墻體如果出現了質量問題，可以按照文字磚上的記載來追溯責任人。磚上的內容一般是長城的修建時間和修建“單位”，個別也有制作磚坯的時間及工匠留名等。比如，修建時間為“萬歷四年(1576年)”、“萬歷十年(1582年)”等等;修建“單位”為“通州營”、“沈陽營”等等一些參與修建長城的部隊。還有如“官、左、右”等文字，大致是指某支施工隊伍的某部。這些文字磚同時也給我們反饋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明代長城并非像秦、漢、隋等朝代的長城一樣，要征發(fā)大量的民夫參與修建，而主要是由各地的戍邊屯墾的將士和輪防調動的外來軍兵共同修筑的。
碑刻一般是立于城墻之上、敵樓內，或是直接鑲嵌在墻體上，有閱視碑、鼎建碑、施工碑、匾額、分界碑、記事碑等等。閱視碑、鼎建碑，這類碑刻主要是當時的各級官員到長城的第一線進行視察所留下的記名碑，除了時間之外，大多為官員們的職銜、籍貫和姓名等;施工碑，這類碑刻除時間、各級官員的職銜與姓名，主要記載所建長城的具體地點、長度和敵樓尺寸等信息，并有修建隊伍的負責人的名字等;匾額大多是敵樓的門匾、關口的門匾和城堡的門匾等;分界碑指的是長城上兩個不同區(qū)域的交界處設立的標志碑，有防區(qū)的分界碑，也有施工段落的分界碑等;記事碑就是記載與長城相關的人物與事件的碑刻，一般有田糧碑、人名碑、修廟碑以及修城碑等。
石刻指的是在山石或不規(guī)則的毛石上隨意刻制的文字，雖然粗糙，但也記載了一些有價值的歷史信息。
今天要講述的就是以石刻的形式來記事。前面調查發(fā)現的這塊石刻題記，早在1927年就被人們發(fā)現，以前也有人做過調查，但均未詳細準確的釋讀過全文。此次調查，彌補了這一缺憾。這塊石刻位于長城墻體的南側，刻于一塊較大的巖石向陽的一面，刻字的形式為陰刻，主體文字外側刻有兩周圍框，外圍圍框寬1.1米、高0.95米，內圍圍框寬1米、高0.85米。圍框內刻有56個字，自右向左豎排，每排7個字，共8排。由于巖石本身不夠堅硬，屬砂質巖，密度疏松，歷經多年風雨侵蝕，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補足漫漶字后，全文釋讀如下:
口記:大明洪武二十九年，歲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揮使司修筑隘口，東山坡至西山坡，長二千八十八丈，口口一十一里六，口煙墩三座。
這段文字清楚地記載了明初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山西行都指揮使司作為軍事管理機構，在現今的隆盛莊村北，雙臺山與臺子山之間的一次修邊行為，即在兩山之間修筑了長度為2088丈的墻體和3座墩臺組成的長城隘口。
在這里，需要對煙墩、墩臺等名稱做一個解釋。在明代文獻中，正統(tǒng)(明英宗1435——1449年)以前，明朝將長城沿線的高臺建筑稱為煙墩，正統(tǒng)以后被墩臺一詞代替。成化年間(明憲宗1464——1487年)，在延綏邊墻上出現了一種新的高臺建筑，稱為敵臺，嘉靖(明世宗1521——1566年)以后發(fā)揚光大。大體上，敵臺附屬于墻體，是城墻的輔助性防御設施，包括了我們今天稱之為馬面的建筑。墩臺是明代長城防御工事中高臺類建筑的統(tǒng)稱，既包括了敵臺、馬面，也包括離開墻體修建的我們稱為烽火臺的建筑。明代文獻中沒有“烽火臺”之名，這是我們今天的俗稱。這就是墩臺與煙墩的區(qū)別。
在整個石刻中，有四個字的字跡已難以辨認，但并不影響對全文的釋讀。通過該石刻文字的句讀，分條作如下釋讀:其一，石刻最上面的“口記”兩個字，缺失的第一個字可解為“題”，即石刻題記;其二，石刻刻于明初洪武二十九年，為西歷公元1396年，也就是農歷傳統(tǒng)干支紀年的“丙子年”(歲次也叫年次。歲是年的意思，次是指次序。我國古代傳統(tǒng)的紀年是天干地支合二為年號[如甲子年、乙丑年....]，60年為一輪回，所以有序。歲次丙子，即今年是丙子年的意思)，“四月甲寅吉日”推算為陰歷四月二十七日;其三，當時修筑這段隘口的軍事管理機構為山西行都指揮使司(洪武四年(1371年)設立大同衛(wèi)都指揮使司，洪武八年(1375年)改為山西行都指揮使司，管轄山西北部包括今天烏蘭察布——呼和浩特一帶的邊防,因此本段長城的修建自然歸屬山西行都指揮使司管轄。山西行都指揮使所轄地區(qū)直接與北元勢力接觸，是明代前期防御北邊最重要的都司衛(wèi)所之一);其四，隘口長2088丈，按照普遍認為的明營造尺為現代0.32米的算法(也就是說明代1尺等于現代的0.32米)，2088丈可折合為6681.6米，表明當時修筑了6681.6米長的長城墻體，這段墻體應該就是東西分布于隆盛莊以北周邊沖擊平原上的明長城大邊;其五，明代1里等于180丈，刻文中的“一十一里六”恰等于2088丈，“一十一里六”前面的兩個不可辨識字可能為“折合”或與其具有相似之意的名詞;其六，“口煙墩三座”指的是同時還修筑了三座烽火臺。隆盛莊周圍的這段明長城墻體上只建有一座敵臺——隆盛莊敵臺(現存的資料里可以查詢到明時稱貓兒莊墩)，墻體南側分布有數座烽火臺(如長城東墩、長城后墩、威寧墩等等)，雙臺山之名應是據烽火臺而得名。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條件下，農耕民族為防止游牧民族的襲擾，只有兩種有效的辦法:一是集結大批兵力，遠出塞外作戰(zhàn)，摧毀游牧民族的軍事主力，使其產生畏懼心理，無力或不敢對中原內地發(fā)動攻掠，如兩漢時期的北擊匈奴，使匈奴發(fā)生分裂，南匈奴降漢，北匈奴在東漢統(tǒng)治者的打擊下不得不西遷;二既是修筑長城，在長城沿線駐重兵防守，憑借高高的城墻阻止游牧民族時常對農耕民族的零星襲擾。而在中原統(tǒng)治者武力不夠強大，或者經濟力量不足以支持遠出塞外作戰(zhàn)時，修筑長城以阻擋游牧民族的沖突，就成為最可行的手段。在中國古代，除秦始皇之外，修筑長城時間最長、耗費人力最巨的恐怕就是明代了。明代修筑長城的歷史起自洪武朝，止于萬歷年間，中間歷經兩百余年，其規(guī)模和次數可謂空前絕后。
洪武年間(1368——1398年)，明朝對蒙古攻守兼施，一邊進行軍事打擊，一邊加強北疆防御設施建設。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將蒙古勢力遠逐漠北之后，構筑起了東起遼東廣寧(在今遼寧省北鎮(zhèn)市)地區(qū)，經大寧(在今赤峰市寧城縣)、開平(即元上都，在今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東勝(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沿黃河、賀蘭山，至寧夏、甘州諸衛(wèi)的防線。在開平和東勝之間，今天內蒙古中南部一帶，明朝還設置了玉林衛(wèi)(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榆林城古城)、云川衛(wèi)(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大紅城古城)、鎮(zhèn)虜衛(wèi)(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黑城古城)，以加強防御。配合這些衛(wèi)所，明朝開始在內蒙古中南部修邊，隆盛莊石刻便是此時修邊的實物證明。但是，此時修邊的規(guī)模很小，原因是明初在邊防建設上首重城池構筑，只在一些具有戰(zhàn)略地位的隘口和沖要之地修建了關隘。明代真正大規(guī)模的修筑長城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成化年間(即明憲宗)，第二次是在嘉靖(明世宗)、隆慶(明穆宗)時期，第三次是在萬歷(明神宗)年間。
晉北地區(qū)自古以來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接觸、交流和融合極為頻繁的重要地區(qū)，其政治、軍事和地理位置歷來非常重要。隆盛莊地處晉蒙交界區(qū)，是明朝與北元對峙的前沿，大同地區(qū)“川原平衍,虜易長驅”，明朝軍隊在此排兵布陣非常困難，往往難以抵御北元勢力的大規(guī)模軍事進攻，無論蒙古軍隊往南還是往東進攻，均可直接威脅到明朝腹里和京師地區(qū)。隆盛莊北側的這個隘口，是從黃旗海經豐鎮(zhèn)盆地，進入大同及山西內地的重要通道，歷來是大同地區(qū)北疆防守之襟要，明代稱作威寧口，名稱來源于其西北側的威寧海子(察哈爾右翼前旗境內的黃旗海)。明清時期的山西地方志中，屢見“貓兒莊(豐鎮(zhèn)市的大莊科村)北二十里有口子墻”的記載，這里的“口子墻”，指的就是這道長城隘口。
明朝推翻元朝后，元朝的統(tǒng)治者蒙古貴族退回了草原，繼續(xù)擁有政權，成為明朝向北防御的主要對象。河套(今黃河幾字灣內鄂爾多斯高原)、以東勝(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東沙崗古城)為中心的呼和浩特平原、大同以北的烏蘭察布草原，成為明蒙雙方爭奪的重要地區(qū)。伴隨著雙方對這一區(qū)域的爭奪與控制，逐步形成了今天內蒙古境內的明長城。
永樂年間(1402——1424年)，因明朝軍事實力有所下降,難以有效控制今內蒙古地區(qū)，永樂元年(1403年)，諸衛(wèi)均徙至內地，衛(wèi)城遂廢?！昂蠖嗍Ю?，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墻”，北邊防線全面南撤，并逐漸修筑了今天作為山西、內蒙古兩省區(qū)界線的新的長城，以此為依托，逐步建立了九邊重鎮(zhèn)(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山西、固原)。今內蒙古地區(qū)的大片土地則“棄為虜地”，逐漸變成了蒙古部落的駐牧地，這條長城的作用也逐漸減弱，文獻中關于其是否繼續(xù)沿用，并無明確記載，后世有"極邊"、“外邊”的稱呼，或可指這條長城。通過實地調查可知，這條長城當時為一次性建成，并無修繕或補筑的痕跡，相對于晉蒙交界處的明長城二邊來說，這條長城保存很差，許多地段均已消失。晉蒙交界處的明長城二邊由于修建較晚，且后來不斷增修、補筑，長城墻體及其附屬設施、相關遺存極為豐富，保存較好，與這條明代早期修筑的長城形成了鮮明對照。
據《五邊典則》記載: “永樂十一年(1413年)十月，山西緣邊煙墩成。先是，從江陰侯吳高請，于緣邊修筑煙墩。至是，東路自天成衛(wèi)至榆林口，直抵西忻州衛(wèi)暖會口，西路自牤牛嶺，直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灰溝村，煙墩皆成。”此時，大邊應已修筑完備，因為這時期隨著東勝二衛(wèi)(左、右衛(wèi))的內遷，明朝的北邊防線逐漸內收，邊防營建的重點也在向內收縮。“土木堡之變”(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之后，經戰(zhàn)災蹂躪，大同地區(qū)外部的防御系統(tǒng)幾乎全部被摧毀?！蹲x史方輿紀要》載:“正統(tǒng)間，釁孽間作，于是云川、玉林并入左、右衛(wèi)，云內、豐州之民悉遷應、朔二州，西邊數百里地遂成甌脫，自是寇患日棘?！贝筮吽诘牡貐^(qū)逐漸變成了蒙古部的駐牧地。據《重修大邊碑記》記，到了弘治年間(1487——1505年)，已是“大邊蕩然”。
對于明初修筑的長城大邊，關于它的情況，相關文獻記載較少。我們發(fā)現的這塊隆盛莊“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則詳細的記載了這段明長城大邊的修筑時間以及規(guī)模，見證了烏蘭察布地區(qū)修筑最早的明代長城。同時，它也是內蒙古明長城沿線發(fā)現的時間最早的修邊題記，為研究明長城修筑史提供了重要線索。
資料來源：內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網
黔網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