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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潤，字友石，一字黝石，自號鴻蒙子。清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生于滇省廣南府寶寧縣（今廣南縣蓮城鎮(zhèn))西街。青年時的方玉潤，天資卓越、涉獵至博，補縣學廩膳生；其詩文被友人譽為“渾茫涵蓋，浩無際涯”“博大縱橫無不備，雖未能純乎中道，顧自往往具有特識，要為不向古人頤下乞氣者”；方玉潤如此超著才華，可惜和其父一般，不會考試。年輕時應鄉(xiāng)試十五次不第，比其父尚多兩次。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方玉潤雖未當成單科語文狀元，卻讓他保留了天縱靈氣而不為俗務消磨。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方玉潤參加科舉應試閑居昆明期間，以書畫營生。他臨摹錢南園、鄭板橋、王文治等諸多名家書法，勒其印石，激書楹聯、中堂完全可以假亂真。方玉潤大半生輾轉流寓于湘、鄂、贛、皖等省，復游粵、豫、冀、魯之間。咸豐年間（公元1851—1861年），方玉潤以《運籌神機》一篇投筆從戎；應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之聘為慕僚，參與協(xié)助軍事。十年間他寫了《運籌神機三略·論智、守、戰(zhàn)》和《平亂策》，僧格林沁待他甚厚，然而他性情耿介，淡于名利，同治二年（1863）他擬解甲歸漠，友人將其人其文薦給兩江總督曾國藩。曾讀了方的舊作《論學》《論用人》及《天下大局》后，頗為欣賞，為之寫序，序中贊曰：“冥心孤注，所得獨多”。給予饋贈并令入幕。但內有嫉妒者從中作祟，曾國藩未及召見，方玉潤拂袖而去，曾遣使“慰留”再三，他決意未從。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在北平為吏部銓選，派方玉潤到隴任同知，當時州署被毀，方玉潤在州城租房居住。后曾居隴州西側的長寧驛（今馬鹿鎮(zhèn)東），公務之余，以著述為樂。在五峰書院講學六年，寫成《詩經原始》《書緯》《禮緯》《唐詩緯》《風雨懷人集》《評點紅樓夢傳奇》《星列日記》等觀點鮮明的著作。從此以著書講學為務至終，尤在詩經學上，具有極深之造詣，更以《詩經原始》一大著，奠定其晚清名詩學家的地位。陜甘總督左宗棠，曾致書陜甘學政吳大激，稱贊方玉潤“嗜學好古，夙懷恬袷”，是難得的人才。
方玉潤的詩學解詩不重訓詁，而在于揣測詩人作詩的本心，“原詩人始意”，保留了活脫靈氣。他以為，只要能獲得“古人作詩大旨，則讀者之心思與作者之心思自能默會貫通，不煩言而自解耳?！薄肮判蚣仁?，不得不本以意逆志之訓而作事或當然之想”。這種直追本意的解詩之法，與乾嘉以降訓詁學家盡從小學處入手爬梳的做法，殊不同類，因之更顯其之可貴。方玉潤以為，自來說詩，唐以前悉遵古序，宋以后獨宗朱傳，均兩失道。比如《詩經·關雎》篇，向來解其意者皆尊詩序之論，以之為贊后妃之德；或從朱熹詩集傳，以為乃“宮人之詠大姒、文王”“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
方玉潤“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止”（《詩經原始·自序》）。詩中“無一語及宮闈，況文王、大姒耶”？此詩“蓋周邑之詠初昏者，故以為房中樂，用之鄉(xiāng)人，用之邦國，而無不宜也?！狈接駶櫞擞^點，為二十世紀迄今多數近現代解經者所繼承。因此，尊稱方玉潤為真正的詩經學先行者，實不為過。方玉潤解詩特點鮮明，他稱《詩經》中的“頌”為“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詠歌”，以“漢樂府·江南曲”為“千古絕唱，（以其）情真景真故也”，并說“知乎此，可與論是詩之旨也”，等等，諸如此類，考慮到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這些觀點都可以說相當不俗。評《周南·芣芑》章之“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諸句曰“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余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xù)，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真是生動有趣而活靈活現！
方玉潤評《衛(wèi)風·竹竿》一詩時說：“其局度雍容，音節(jié)圓暢，而語之工，風致嫣然，自足以擅美一時，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否則若字字求實，句句依理，這樣的寫實詩，又焉能不讀來味同嚼蠟？”“俗儒說詩，務求確解，則三百詩詞，不過一本記事珠，欲求一陶情寄興之作，豈可得哉？”由此可見，方玉潤解讀詩經靈動跳躍、無有羈絆、甚至有時是不合常理的，因此它才獨立自由、超越時空而富有趣味。方玉潤論詩之作法，以為“佳詩不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此說正與金圣嘆所說的“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話耳”相類。
而在隴州17年，他寫下為今世專家視為研究《詩經》的權威著作《詩經原始》。否定了兩千多年來循循相習的一些錯謬看法，他通過論證大膽提出了“詩三百”不是史學家所說的周公所編，也非司馬遷言孔子從三千余篇詩中刪裁后余下的三百篇。因為詩三百上始于商太甲，下至陳靈，當時周公已死去數百年了，而孔子出生時，三百篇詩已經陳舊了，何來刪減詩之說？《詩經》來自何方？方友石以《詩經》內的詩，作者沒有署名，編者也沒有署名為據，堅信這些詩都是采集民間的歌謠。他還繪出了春秋時期15個諸侯國的地圖，說明各地方風土人情不同，習俗各異，所以采集的民歌也就不是千篇一律，而是異彩紛呈，風格別致。
對《詩經》的注釋評講，歷來大多側重于詩教和訓詁。而方玉潤則將《詩經》作為文學作品欣賞研究，主張“讀書貴有特識，說《詩》務持正論”。方玉潤對《詩經》的研究不僅僅是研究方法上的變化，更是研究思維方式上的變化，他改變了原先《詩經》研究理性分析的方向，而進入了感性領悟的境界，用“語境”傳達出對作品的詩意接受。方玉潤的《詩經原始》開拓了《詩經》研究的新學風，其目的是為了闡釋《詩經》中所蘊涵的儒家經意，在《詩經》學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啟發(fā)了后人的《詩經》學研究。
方玉潤的《詩經原始》被譽為開拓了《詩經》研究的新學風，給當時的《詩經》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也給后人的《詩經》研究帶來了很多啟示，被后人推舉為清代《詩經》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對清代和后代的《詩經》學研究，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方玉潤一生酷愛詩文，著作頗豐。他的著作受到當時文化界人士的推崇，并對后世影響深遠，被列為清代文學家實屬實至名歸。風翔知府李勤伯，先后委托方玉潤代理過千陽、麟游縣令。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陜西巡撫馮譽驥，器重他的才能，同情他老于微職，奏報朝廷補任磚坪廳通判，在調職升遷之際，于8月24日病故在收厘金的梅湖任所，享年72歲；侄兒方思慎依遺言將其葬于隴州城北開元寺后，足見對隴眷戀之深。
方玉潤雖然長年客居異鄉(xiāng)，但他對廣南家鄉(xiāng)的熱愛絲毫不減，這種熱愛和思念之情在他的詩歌里隨處可見，如《板蚌汛》：
臨江古堠淡斜暉，白板人家水一圍。
笛遠牛穿深樹去，船遲鴉趁暮篷來。
芳醪晚熟人留醉，鮮鯉春烹客羨肥。
呼取鴨鵝炯柵里，隔鄰燈火半望扉。
方玉潤一生勤奮，治學嚴謹。其所著《詩經原始》最為著名，先后三次刊印發(fā)行。1982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詩經原始》，發(fā)行量達14000套。方玉潤是清代晚期具有多種成就的文學著述家；云南省圖書館館長趙藩（曾出任過廣州護法軍政府交通部長等職）為他寫過一部《方友石傳》，肯定了他一生在文學事業(yè)上的成就。他的學術論著、詩、書、畫、文藝作品等都可躋身名家之林，收入《辭?！芬粫?，被譽為“清代文學家”。
廣南歷史文化名城——蓮城中心
清文學家方玉潤（陸華岳繪畫）
方玉潤書法（現收藏廣南民族博物館）
方玉潤著作《詩經原始》
資料來源：廣南縣人民政府網
黔網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