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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東南州苗族民間幾個不同次方言區(qū)的傳說和理念中，都認為“蝴蝶媽媽”和蝴蝶誕生了人類
在研究苗族的蝴蝶圖騰現(xiàn)象中，不少人感到困惑，據(jù)說主要是在今天的生活中找不到蝴蝶崇拜的依據(jù)。又據(jù)說，就連將苗語Mangx Bangx Mais Lief(妹榜妹留)首譯為“蝴蝶媽媽”的今旦老先生當初也覺得沒有把握，為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李炳澤先生也質(zhì)疑，他還認為可以翻譯為“名字叫做Bangx Lief的媽媽”。吳曉東先生的《苗族圖騰與神話》直接認為蝴蝶不是苗族的圖騰，以為“苗族沒有可靠的蝴蝶崇拜習俗”；“苗族蝴蝶生人母題為后期產(chǎn)生的可能性比較大”；“是否受到華夏族蝴蝶變?nèi)藗髡f的影響，也說不定?！肚f子》里有莊周化蝶之夢......”等等。
我童年時便有過切身的體驗。祖母每年都養(yǎng)蠶，當她不知從哪兒將細得像針一樣無法分辨的蠶幼蟲弄來時，很莊重地告訴我，這是從天上榜榴媽媽（蝴蝶媽媽）那兒抱來的。蠶的幼蟲被放在一個小竹篾盛器上用炭火烤，火盆里蓋上一層薄灰以保恒溫。祖母說，天上的蛋請脊宇鳥孵抱，地上的蛋請火炕孵抱。待幼蟲漸漸長大了，再移到一個大簸箕里。最后，祖母變戲法似的不知從哪個角落里弄出許多舊門板、寬木板，將蠶們移上去吐絲。蠶們在板上織完一張蠶絲單，就用最后的絲將自己包裹起來，完成“作繭自縛”。我以為那該是蠶的棺材，祖母告訴我，那不是棺材，是她們的變身房。祖母把蠶蛹攏集到桑樹下,果然，蛹們化作無數(shù)飛蛾。那些美麗的天使是千萬碰不得的，用手去觸摸,手指就會腐爛。這是祖母的警告。還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得稱她們?yōu)楣媚铮ネ饷嬉Q回家，得說“娶”，送出去又得說“嫁”，一切針對蠶的言行都得擬人化。
我近期在重讀幾個版本的《苗族古歌》時，這些景象總是在腦海里反復出現(xiàn)。由田兵編選于1979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苗族古歌》版本，是一個文字較為規(guī)范的文本,由于出版時間較早，又出自名家之手，自然影響深遠，不少學者都習慣以其為鑒。但其與原來的藍本,即1958年由貴州省作家協(xié)會編印的《民間文學資料》相對照，語言結(jié)構(gòu)和思維方式又顯得太漢化，使今天的研究者們喪失了許多當時己搜集到的信息?，F(xiàn)在研究苗學的專家們大都在出版物上讀《苗族古歌》，搜集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民間文學資料，十分珍貴，原初第一手整理的資料，都出自當時民間的原唱者。那時他（她）們大多已50歲以上，如今已經(jīng)離去。由于苗漢語言之間的差異，盡管那些句式結(jié)構(gòu)、那些看似邏輯混亂的意象，都可能含有重要的信息。
苗族的祖先為什么要選擇卵生的生命形式作為人類的生命形式？我相信,即使是創(chuàng)造了這一神話的祖先們也已經(jīng)清楚了人類是胎生而非卵生。你看，這一卵生程序如此麻煩：蝴蝶要去和水泡戀愛，才生蛋，生出了蛋又不能孵化，又去請脊宇鳥來孵抱。我們推想，處于生產(chǎn)力極其低下和生存環(huán)境十分險惡中的人們,不會像當代人這般在豐衣足食、閑遐無聊之際刻意去尋找詩意靈感。他們每時每刻都在考慮著生存大計,也許每天都面對死亡。這些迫使他們?nèi)ニ伎?迫使他們從周圍世界中認識事物,以它們?yōu)閰⒄?，尋找自救自強的真諦。
自人類學會思考,對生命的關(guān)懷就伴隨著人類一路走來,生命是人類的終極關(guān)懷。在不知經(jīng)歷了多少次以至多少代人的觀察后，他們發(fā)現(xiàn)了蠶蛾科昆蟲生命歷程的奇跡：蝶生卵——卵成蟲——蟲變蛹——蛹化蝶。現(xiàn)在的科學稱為完全變態(tài)昆蟲，而當時的人們卻以為這是一個神奇的再生過程。人類如果能獲得這樣的生命程式，人的生命就會不斷地輪回再生，人的生命將獲得永生。于是，對蝴蝶這一卵生的生命形式的崇拜產(chǎn)生了。那么，人也只有選擇蝴蝶作為人類的母親，才能獲得像它那樣的輪回再生。
在搜集于黔東南不同地區(qū)的苗族古歌版本里，都綜合表現(xiàn)了先民們這一原始的理念。田兵選編的《苗族古歌》“十二個蛋”里，多用唐春芳搜集的材料，而另一個由桂舟人、趙鐘海搜集的材料沒有用，那里有這樣的句子:“蝴蝶生蠶蟲蛋，團魚生巖石蛋??蝴蝶生下蠶蟲蛋，送給火炕三捆柴，火炕才來抱”；《苗族史詩·十二個蛋》也說:“來看十二個蛋吧，看那古老的圓寶。蛾兒生蠶蛋，蛾兒生了它不抱，讓紿誰來抱?蛾兒生蠶蛋，生在構(gòu)皮紙上，交紿火炕抱”；燕寶的《苗族古歌·十二個蛋》也說:“蠶兒生蛋蠶不孵，讓紿誰來替它孵?蠶兒生蛋蠶不孵，讓給簸箕替它孵”；吳德坤、吳德杰的《苗族理辭·蝴蝶產(chǎn)卵》中又講到了另一種新信息：是蜻蜓和水泡沫相交，產(chǎn)卵在河沙灘上，得到老鷹的忠告，才移到懸崖上去孵抱。
不要以為這些是一組很混亂的事象,我們也曾經(jīng)質(zhì)疑過那些傳歌的老人：這個說是蝴蝶，那個說是蠶，那個又說是蜻蜓。到底是什么？傳歌者總是笑而不答或說怎么唱都是對的。其實我們不要去管它是蝴蝶、蛾兒、蠶還是蜻蜓，這一切都為著敘述卵生這一生命形式。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黔東南苗語里，蠶的飛蛾和蝴蝶是同一樣的稱謂:“Bangx Lief”(榜留)，也就是說都統(tǒng)稱為蝴蝶。
苗族先民們把楓木、蝴蝶、脊宇鳥組成一曲完美的人類生命樂章:楓木被砍倒了，然而被砍倒的楓木并沒有死——樹根變成泥鰍，樹樁變銅鼓，樹疙瘩變成貓頭鷹，樹葉變燕子，樹梢變脊宇鳥，樹心生出蝴蝶；隨后蝴蝶就與水泡戀愛，生出十二個蛋，再請脊宇鳥孵化出人類和數(shù)種動物。在這曲生命樂章中，本來鳥就可以獨立完成生蛋和孵化全過程的，但鳥類沒有那種不斷變化生存方式而不死的生命程式，這才是生命的主旋律。而鳥類的保護又不可替代，鳥是祖先的圖騰。
猜想：以苗族的蝴蝶媽媽為代表的卵生圖騰崇拜才是絲綢的主要起源
正是苗族先民們對蠶從卵到蛹再化作蛾的生命變態(tài)過程充滿了好奇，由好奇到崇拜圖騰。先民們希望死后用絲綢把自己裹起來，希望像蠶一樣變化升天。蠶成了升向另一個世界的神通。但是，人的身體和蠶有巨大的差異，于是人們便想盡辦法用蠶絲來為自己織一件裹身之布。這樣，人工養(yǎng)蠶業(yè)和蠶文化就開始了。
史學歷來持“絲綢起源于實用目的”之說。但我以為事實并非如此,以苗族的蝴蝶媽媽為代表的卵生圖騰崇拜才是絲綢的主要起源。最近，中國絲綢博物館學者趙豐也提出了“原始先民崇拜桑蠶這一文化背景，才是我國絲綢起源的主要原因”的理論。他還認為，東南亞、歐洲等國也很早就有了野蠶，但都沒有把野蠶絲織成絲綢，只有我國早在商周時期就把野蠶絲織成了絲綢。這是由于我國原始先民崇拜桑蠶的獨特文化結(jié)果。
利用野蠶吐出的絲進行紡織，是人類利用自然的一項重大發(fā)明，絲綢在古代是中國特有的紡織原料。有人將全世界使用的紡織原料劃分為四個地區(qū)：南亞地區(qū)是使用棉纖維，包括木棉和草棉；地中海地區(qū)使用亞麻與羊毛；而美洲則是使用棉花和羊毛；只有中國古代的先民因圖騰而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絲綢制品，苗族便是最早因圖騰而注意到蠶絲的這種自然現(xiàn)象,并且天才地將它紡織成絹帛。苗族先民是我國蠶業(yè)和蠶文化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者之一。典籍上也記載了蚩尤部落是發(fā)明和飼養(yǎng)蠶的，《繹史》卷五說:“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絍之功。”也就是說，在遠古的時候，黃帝戰(zhàn)勝了蚩尤以后，蚩尤部落里的蠶神向黃帝獻蠶絲技能，從而使中國有了蠶絲的使用。
我們來說說這個蠻字。歷代都稱以苗族為首的南方少數(shù)民族為“南蠻”，蠻字被文字簡化失了形，看不出造字的本意，繁體字寫作“蠻”，這里就看出與絲和蟲的聯(lián)系了。商代甲骨文已有“蠻方”。商末周原甲骨文有“庶蠻”。王宇信《西周甲骨文探論》說:“庶蠻即眾蠻，或群蠻。如《春秋會要》載有‘群蠻’”。徐松石在《粵江流域人民史》苗蠻總察里說:“古代南方中國人原本一律稱自己做蠻。蠻本來不從蟲的，古時南方有語言而無字，蠻字也不過是中原的人把這些南方部落譯音而已。從言，表示南方有語言。從糸，表示南方發(fā)明蠶織之術(shù)。然而因言是譯音，所以有蠻、氓、蒙、閩、苗、麻、慢、蔓、滿、瞞、孟、猛、毛等種種的互譯?！敝敝两裉欤缱迦砸浴懊伞弊苑Q。
漢代以后，蠻字加了蟲底，大部分專家認為這是漢代對蠻人的歧視。我覺得尚值得推敲。上古時，才開始馴養(yǎng)的野蠶主要放在桑林里就地設(shè)架，把野蠶放框架內(nèi)，讓它圍著框架吐絲。到了夏以后，居住條件有了改善，人們開始把野蠶移入室內(nèi)飼養(yǎng)，逐漸變成家蠶。商代殷墟出土就有玉蠶可證。漢代開始，絲綢織造進入輝煌時期，此時，絲綢開始走出國門，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帶去了大量絲綢，開拓了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后來，吳國又開拓了海上絲綢之路，直接與日本、越南、羅馬貿(mào)易往來，日本的“和服”因此叫“吳服”。蠻字的涵義與古蜀人和蠶叢氏有關(guān)連，古蜀人是養(yǎng)蠶中的重要一支?！痘茨现f林訓》說:“蜎蜎蟲蜀貌，蟲蜀即蜀也”?！稜栄裴屜x》注曰“大蟲如指似蠶”。在蠶桑文化空前發(fā)達的背景下，蠻字加蟲底，或許是為了更加突出蠶的特性和家蠶的專業(yè)特性。
在史冊上，從來就沒有中斷過有關(guān)蚩尤部落的后裔桑蠶業(yè)的記載
當絲綢在世界面前一片輝煌的時刻，曾經(jīng)創(chuàng)造了絲綢文化之源的蚩尤部落、苗族在哪里?蠶神隨著部落的戰(zhàn)敗而把這一創(chuàng)造發(fā)明貢獻給了黃帝的華夏，然后又變成了黃帝螺祖的專利。歷史再也沒有賜給他們再續(xù)絲綢輝煌的機會，但這并不能說苗族再也不發(fā)展蠶桑業(yè)了。
《史記·夏本紀》說:“萊夷為牧，其篚盒絲。”萊夷又稱“仡萊”，是東夷融入三苗部落的一支。苗族曾經(jīng)是楚國的主體國民，在楚國的中心地湖北、湖南，是我國古代絲綢發(fā)展的重要基地，眾多的出土文物見證了一切:1982年，湖北的江陵馬山楚墓出土了一大批絲綢織品，繡絹、繡羅、麻鞋、絲絹畫，以及著名的蟬翼輕紗，震驚海內(nèi)外。湖南長沙戰(zhàn)國楚墓出土了用以裹尸的５種不同紋飾的錦殘片，這無疑是蝴蝶圖騰的文化傳承。而長沙馬王堆出土絲織物更是精美無比，代表了同時代絲織生產(chǎn)工藝的最高水平。容觀瓊先生認為，馬王堆一號墓主軟侯利倉很可能是“西漢以前苗族的部落首領(lǐng)”。
苗族古歌唱道:“麻栗和化香，栽山頂崖腳?！甭槔蹙褪菣禈洌步凶鯓?，專用其葉來養(yǎng)蠶的。古歌中說苗族西遷來時，帶來九種樹種，其中就有櫟樹種。據(jù)吳一文先生《苗族古歌與苗族歷史文化》一書考據(jù):“苗族看重櫟樹，苗族巫師占卦用的卦木，非五倍木即櫟木，或雙木并用，不能舍此二種而其他?？赡芤驗槟甏木眠h，特別是養(yǎng)蠶方式的改變，人們已經(jīng)淡化櫟樹鎮(zhèn)邪的作用?？梢钥隙?，櫟樹在歷史上必定對苗族的社會產(chǎn)生過極大作用，以致它威力巨大，超過了支天的五倍木，成為專鎮(zhèn)兇惡魔之木”。
亳無疑問，蝴蝶圖騰即是對蠶的崇拜，蠶文化原初的核心便是人歸途的儀式，人要在這種和蠶一祥的儀式中得到再生。今天的苗族，仍然保持著以絲綢裹身而葬的喪葬習俗。我祖母養(yǎng)蠶織就的絲織品，我們習慣稱作蠶絲床單，絕大部分是備著喪葬所用。凡有人去世，主客必送一床蠶絲單，沒有是不行的，被視為不懂禮節(jié)，而死者獲得蠶絲單越多越好。有的人家收到的蠶絲單過多，就會保存一部分，留著將來的喪事送禮。苗族每個人都必備一件絲質(zhì)壽衣。并且,在許多重大的儀式活動中必須要著絲綢服裝。比如在苗族重大的鼓藏節(jié)期間，鼓社頭必須穿絲織鼓社服；大祭典活動時，祭師也必須穿絲質(zhì)服裝等等。
前文曾引述過《苗族古歌·十二個蛋》中，提到蠶和紙的關(guān)系:“蛾兒生蠶蛋，蛾兒生了它不抱，讓紿誰來抱?蛾兒生蠶蛋，生在構(gòu)皮紙上，交紿火炕抱。”構(gòu)皮樹即楮皮，是楚國造紙的主要原料和楚紙?zhí)卣?。黔東南苗族民間有《造紙歌》流傳，丹寨縣苗族民間現(xiàn)在仍有古法造紙工藝傳承，其工藝流程與唐代一模一樣，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他們生產(chǎn)的一種傳統(tǒng)的皮紙，其顏色和外觀很像民間的蠶絲單，質(zhì)地也很柔韌。這種紙主要的功用在喪葬上。逝者裝殮前，先在棺材里鋪上很多皮紙，裝殮后，把先鋪上的皮紙一層層折合在逝者身上，裹得嚴嚴實實，棺木里出現(xiàn)空間，需用木炭填實的，也用皮紙將木炭包好。
是什么原因使得沒有文字、不需書寫的族群將古代的造紙技能一直傳承至今呢？我們可以推斷，苗族最初的造紙，并非為書寫文字，或者說不僅僅是為了書寫文字，抑或就是蠶絲帛的替代品或新產(chǎn)品。但是在今天，由于市場的絲綢逐漸取代民間的蠶絲單，民間的養(yǎng)蠶也消失了，皮紙真正繼承了蠶絲單的遺愿，為逝者引導通向再生的圖騰。
在苗族各種工藝的服飾圖案中，蝴蝶是俯拾皆是的，而丹寨縣雅灰鄉(xiāng)和榕江縣高排鄉(xiāng)等地的苗族百鳥衣上，大面積地使用絲帛和絲線刺繡，常在中心位置繡著一種奇特造型的動物圖案，頭是變形的鳥頭，身是蟲身，有節(jié)，周圍是飛舞的蝴蝶。不少人解釋它為龍。其實那是蠶蟲、鳥、蝴蝶的結(jié)合：蝴蝶——鳥——蠶蟲——一幅圖本身就包含了蝴蝶圖騰的全部寓意。
蝴蝶圖騰是苗族先民對蠶桑這一卵生變態(tài)生命形式的崇拜結(jié)果，是苗族的生命圖騰。而蝴蝶圖騰是絲綢的起源。中國人利用野蠶吐出的絲進行紡織，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絲綢及文化，美化了古今人類的生活。
圖/曾麗
黔網(wǎng)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