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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中國民族古文字在漫長歷史中的使用和流行，有以下特點：

　　一、少數(shù)民族文字與漢文同時使用。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漢族成為我國的主題民族，漢文的通行范圍很廣。

    由于歷史形成的原因，少數(shù)民族一般居住在我國邊疆或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文字大都在其居住地使用。我國西北地區(qū)流行的文種最多，佉盧字、焉耆-龜茲文、于闐文、粟特文、察合臺文流行于新疆地區(qū)；回鶻文在新疆、甘肅一帶使用；西夏文適用于寧夏、甘肅、陜西北部。在北方和東北地區(qū)有突厥文、契丹文、女真字、回鶻式蒙古文、老滿文。藏、青、甘、川、及云南藏區(qū)有藏文。云、貴、川、桂地區(qū)則有彝文、水書；云南有東巴文、哥巴文、傣文、白文。廣西有方塊壯字。四川有爾蘇沙巴文。即使在通行少數(shù)民族文字的地區(qū)，也往往是漢字和民族文字并用，有時甚至漢字的使用更為廣泛。

　　有的少數(shù)民族盡管一度在全國成為統(tǒng)一政權中的主體民族，但其民族文字始終未能在全國范圍內廣泛使用。例如八思巴字在創(chuàng)立以后，于至元元年（1269年）頒詔全國推行，譯寫境內一切有文字的語言，除記錄蒙古語外，還用于書寫漢語、藏語、梵語、維吾爾語等，雖經元朝政府大力推行，但仍未能廣泛應用。最后隨著元朝的滅亡，這種文字也漸被廢棄。滿文在17世紀創(chuàng)制后，也未因滿族成為全國的統(tǒng)治民族而普及全國，它雖經大力推行，并被尊為“國書”，也只是在一段時間和一定范圍內使用。

　　二、中國民族古文字互相之間往往有密切關系，特別是在臨近地區(qū)，關系更為密切。這些關系大體上可分為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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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民族文字是參照其它文字創(chuàng)造或改制的。有的是系統(tǒng)地借用了其他文字的字母，如回鶻式蒙古文是在回鶻文字母的基礎上形成的。有的是對其它文字的形體和書寫形式做了一定的改變，如在橫寫的藏文基礎上制成了豎寫的八思巴字。有的是參照了別種文字的筆畫，如西夏文大多數(shù)字是用了類似漢字會意和形聲的方法構成的。還有基本上利用了別的文字，或對一些字合并、增刪筆畫，如方塊白文和方塊壯字都屬于這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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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民族在一段時間里往往同時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字。粟特人在突厥化過程中同時使用粟特文和突厥文?；佞X文和阿拉伯字母的文字在新疆不同地區(qū)操突厥語的民族中間并行五百余年。納西族以漢文作書面交際工具，而民族文字東巴文在東巴經師中流傳。遼代漢字、契丹大、小字三種文字并行。金代前半期，漢字、契丹大、小字和女真大、小字五種文字并用。在西夏時期，西夏文和漢文同時使用，就連皇陵中的碑文也是用西夏文、漢文兩種文字書寫的；當時還使用藏文。元至正五年（1345年）在居庸關過街塔基門券洞內，用梵、藏、漢、回鶻、西夏、八思巴六種文字鐫刻了陀羅尼經和造塔功德記。原立在黑龍江口的有名的《永寧寺碑》是用漢文、女真字和蒙古文三種字刻寫的。這種刻有多種民族文字的典型文物，突出地反映了當時多種民族文字同時使用的情況，是我國古代民族文化共同發(fā)展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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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民族在歷史上使用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字。維吾爾族的祖先曾使用過突厥文、回鶻文，后來又使用察合臺文和現(xiàn)在的維吾爾文。蒙古族先后使用過回鶻式蒙古文、八思巴字和現(xiàn)在的蒙古文。女真族先后使用過契丹字、女真字和蒙古文。其后裔滿族創(chuàng)制滿文前使用過蒙古文，后來又先后使用無圈點老滿文和有圈點滿文。還有一些民族在創(chuàng)制自己的民族文字之前使用漢文，如黨項族、壯族、白族等，女真族創(chuàng)字之前用漢文和契丹字。這種前后承接的使用，往往沒有一個嚴格的界限，新的文字產生后，原來所使用的文字仍繼續(xù)通行一段時間。

　　三、用本民族文字翻譯其他民族的文獻是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

    回鶻文佛經是先后從焉耆-龜茲文、漢文、藏文移譯過來的。西夏文佛典也譯自漢文、藏文，并用藏文為西夏文經注音。又如八思巴字蒙古文《薩迦格言》譯自藏文。用各種民族文字翻譯漢文著作更是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如藏文《戰(zhàn)國策》、《大唐西域記》譯自漢文。用彝文譯《太上感應篇》、《唐僧取經》、《唐王游地府》。如用傣文譯漢文《西游記》、《儒林外史》。用契丹字譯的漢文書籍有《論語》、《孟子》、《孝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貞觀政要》、《類林》等。用女真字譯過《孝經》、《貞觀政要》。用回鶻式蒙古文譯過《孝經》，用八思巴文字譯過《百家姓》。為了學習對方語言、文字和翻譯的需要，出現(xiàn)了一種文字給另外一種文字注音的字書。焉耆-龜茲文文獻中有古龜茲語-回鶻語、梵語-龜茲語對譯字書。八思巴字為漢字注音成《蒙古字韻》一書?！斗瑵h合時掌中珠》是西夏文、漢文互注音、義的雙解語匯本。明清兩代的《華夷譯語》中的《高昌譯語》、《女真譯語》、《西蕃譯語》、《倮倮譯語》等也是為當時的翻譯工作而編的工具書。清代的《五體清文鑒》是在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基礎上的新發(fā)展。

編輯：王韻茹

參考資料：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圖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