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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提起絲綢之路時，總會聯(lián)想到遙遠的古代中國，聯(lián)想到沿線那迷人的各國風情。一條綿延的通商之路，連接起亞歐大陸上的文明與傳說。絲綢之路是中國對外的交流之路，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造。近日，作家高洪雷的新作《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者采納“山東蓬萊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起點，也是陸上絲綢之路的東部起點”這個學術論斷，在大量史料考證和吸取相關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沿途15個古城為節(jié)點，重點講述了唐代絲路在貿易溝通、思想溝通、文明交往和文化融合等方面的歷史作用，同時兼及漢代及其他時期的絲路歷史。
作為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會員、中國民族史學會會員，此前高洪雷曾創(chuàng)作了《另一半中國史》《大寫西域》《樓蘭啊，樓蘭》等多部作品。近日，高洪雷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講述了《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一書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思考感悟。
一本兼具史實性和文學性的通俗科普讀物
記者：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重新喚起人們對于古老絲路的繁榮回憶，“絲綢之路”也越來越成為世界公認的熱詞，相關主題的書籍層出不窮，那么，您創(chuàng)作這本書的初衷是什么？
高洪雷：我從事紀實文學創(chuàng)作20年來，一直在民族史、邊疆史的原野里徜徉。我的創(chuàng)作主題除了邊疆少數(shù)民族，就是遙遠的西域，甚至消失的樓蘭，這些恰恰和古代絲路的主題相契合。也就是說，絲路本來就是我的創(chuàng)作領地。
事實上，中國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歷史上多是游牧民族，他們游牧與遷徙的路線就是絲綢之路，草原絲路就是這些游牧民族踏勘出來的。從漢代開始，游牧民族在繁盛的陸上絲路貿易中一直很活躍。這些游牧民族將我的視線從東亞的中國吸引到了中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也就使我有了創(chuàng)作《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的想法。
記者：選擇以蓬萊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是一種對絲路的全新理解，您是怎么考慮的？
高洪雷：世界上多數(shù)專家認可的古代絲路共有4條，第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第二條是草原絲綢之路，第三條是南方絲綢之路，最后一條就是我們常說的從中國腹地出發(fā)的陸上絲綢之路，這是絲綢之路的主干道。而在這本書中，我將海上絲路的起點囊括進來，將之前的陸上絲路繼續(xù)延長，東邊直至海邊，接上東線的海上絲路，進而串聯(lián)起整個亞洲，成為一條橫貫東西的超長通商線路。
蓬萊——古登州是海上絲路的北方起點，也是陸上絲路的東部起點。蓬萊作為古代中國人夢想中的仙境之所，一直給人們留有無數(shù)的想象。隨著海上貿易的發(fā)展，蓬萊不再是天邊的仙境，而是成為了面向東北亞的主要港口。同時，山東是絲綢的故鄉(xiāng)。在漢朝之前，山東是絲綢的主產地。即便是絲綢業(yè)全國普及的唐代，山東依舊是優(yōu)質絲綢的產地。南北朝時期，東魏和北齊占據(jù)了黃河下游，山東又成了絲綢的集散地。這是我把本書的第一站放在蓬萊的原因。
記者：本書中繪有18幅地圖，據(jù)說在出版前經過了專業(yè)測繪機構的嚴格把關，書稿也經過中國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專家的把關。作為一本科普讀物，您在創(chuàng)作中是如何兼顧史實性和文學性的？
高洪雷：作為一本歷史紀實文學和科普讀物，最難把握的是兩種關系：一是科與普的關系。其中的“科”是對歷史的把握，要求必須符合客觀事實；其中的“普”是要照顧到一般受眾的閱讀需要。二是歷史和文學的關系。歷史負責真實，文學負責有趣，把二者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一直是我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
在本書中，我寫的每一件事發(fā)生的時間、地點和其中的人物都是經過考證的。我只是通過合理的推理，賦予事件以現(xiàn)場感，賦予人物以表情，使得原本相對枯燥的歷史有了溫度、張力和色澤，變得生動、形象、鮮活起來，讓讀者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
用手中的筆去還原和丈量“絲綢之路”
記者：有學者認為，這本書沒有平鋪直敘地描述絲綢之路的路線，而是選擇了一種更“好玩”的方式進入歷史，也就是讓幾個歷史人物騎馬走絲路的方式，這是一種創(chuàng)新嗎？
高洪雷：早在多年前，我就有一個夢想，那就是能像日本遣唐使高元度、漢使張騫、唐僧玄奘一樣，從黃海岸邊的蓬萊騎上快馬，沿著古代絲路，奔赴歐洲的羅馬。但是我清楚，這條路不僅十分遙遠，長度達1.2萬公里，而且要穿過十幾個國家。更要命的是，隨著氣候的持續(xù)變暖，這條路上許多曾經碧波蕩漾的河流、湖泊已經干涸，許多綠洲已經變成大漠、戈壁，許多絲路古城已經變成廢墟，甚至埋入黃沙，我的這個夢想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于是，我才下決心用手中的筆，來還原、丈量這條曾經為世界四大文明交融作出卓越貢獻的偉大絲路。
我是個喜歡創(chuàng)新的人。有一天，我突發(fā)奇想，決定讓絲路上的古代人物——日本遣唐使高元度、唐僧玄奘、被大食國俘虜?shù)亩怒h(huán)、班超的副使甘英，騎馬跨越我將要書寫的每一個絲路古城。算起來，按照唐朝馬隊的行進速度，這些人每天只能走5驛，相當于70公里，而且遇到大海需要乘坐帆船，遇到高山、大漠還要下馬步行，1.2萬公里的路程他們需要走210天。210天的行程雖然緊湊，卻是可以兼顧地理風光、歷史風云、多元文化的旅程，是走筆絲路最充實、最豐富的方式。按行進的天數(shù)來寫每一節(jié)，這是我的獨創(chuàng)；讓歷史人物把每一節(jié)串聯(lián)起來，可以說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
記者：本書敘述的絲綢之路及沿線15座古城，讓人印象深刻，而活躍在其中的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故事，更是打動人心，比如蘇軾在登州的短暫任期，張騫的鑿空之旅，法顯的天竺取經以及幾代敦煌守護者的堅韌與奉獻，這些故事共同演繹了千年絲路文化的精神內涵。
高洪雷：本書創(chuàng)作的過程，特別是書寫這些歷史人物的過程，其實就是隔著遙遠的歷史時空和地理空間與他們對話的過程。
這些或肩負使命或心懷夢想穿行在漫漫絲路上的人，都是舍生忘死的人，都是人類文明火炬的傳遞者，也都是名副其實的“苦行僧”。其中我在第21天寫到的法顯，是我最敬仰的人。法顯出發(fā)前往印度取經時，已經65歲了。他一走就是15年，抵達印度時身邊只剩下一位僧人，而當他從海上絲路返回時，那位僧人也留在了印度。也就是說，法顯是孤身一人，歷經九死一生，在海上順水漂流了幾個月，才背著佛經在山東半島上岸的。他以最壯觀的生命形式，為泱泱中華引進了珍貴的精神財富。
在寫作的過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敦煌研究院的3任院長，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從法國自愿回國，來到敦煌，雖遭遇家庭變故，他依舊帶著一雙兒女堅守敦煌，一守就是50年。第二任院長段文杰也是自愿來到敦煌的，并且一直堅守了66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第三任院長樊錦詩，是一位嬌弱的江南女子。她自愿報名來到貧瘠遙遠的敦煌，與丈夫分居長達19年仍一直堅守著，被譽為“敦煌的女兒”。他們是在用青春、用畢生、用血淚守護著敦煌呀！書寫他們時，我每一天都被觸動著、感染著、震撼著，常常不知不覺流下淚水。
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富礦
記者：您一直致力于民族史、西域史的文學普及工作，代表作《另一半中國史》梳理了我國55個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發(fā)展脈絡，反映了中華各民族自古一家、共創(chuàng)中華文明的史實。您多年專注于書寫少數(shù)民族歷史和文化是出于什么考量呢？
高洪雷：我的文學生涯應該是從民族文學開始的。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每一個部落、族群和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都是在數(shù)千年的漫長歷史中經過優(yōu)勝劣汰形成的，都經歷了無數(shù)次的遷徙、碰撞與融合。以漢民族為例，炎黃部落自稱華夏，曾經視東夷、西戎、北狄、南蠻為外夷，但在黃帝戰(zhàn)勝東夷首領蚩尤之后，東夷部落也就成了華夏的一部分。以西戎為主體的秦國，在統(tǒng)一六國之后，自然成了典型的中原人。五胡內遷之后，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部落、族群在中原大地上充分融合。所以，如今生活在中國領土上的每一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他們在歷史上建立的所有政權，都在中國的歷史版圖之內，這一點必須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共識。
少數(shù)民族盡管人數(shù)較少，且多處于邊疆，但為中國傳統(tǒng)疆域的拓展、為中華文明的塑造、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作出了無法替代的貢獻。這也是我傾注了10年心血描述55個少數(shù)民族發(fā)展歷程和燦爛文化的原因所在。
記者：下一步，您有新的創(chuàng)作計劃嗎？
高洪雷：我和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有著很深的感情，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和與之相關聯(lián)的絲路史，以及我們宏大的中華民族史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富礦，因此我下一步的創(chuàng)作一定不會離開這個領域。至于創(chuàng)作的選題，我還沒有想好。也許隨著疫情的過去、陽春的到來，我的創(chuàng)作靈感會及時顯現(xiàn)。
（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作者：張雪娥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
黔網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