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歡迎中國民族文化資源庫！
夏魯寺采用漢藏建筑風格結合制式（左)，施以綠色琉璃瓦的漢式歇山頂及檐下斗拱（右)。閔天怡供圖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漢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歷史源遠流長，漢藏合璧建筑風格的形成與發(fā)展，是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與文化載體。系統(tǒng)闡釋漢藏合璧建筑風格融合的演進向度，深入發(fā)掘漢藏民族交融、增強文化認同的歷史事實，全景再現(xiàn)漢藏民族借助建筑符號進行信息傳遞和價值共享的具象過程，一幅漢藏民族互融互鑒的生動圖景就會躍然眼前。
漢藏合璧建筑風格的歷史文脈
考古研究發(fā)現(xiàn)，昌都卡若遺址、拉薩曲貢遺址與黃河中上游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諸文化是有密切聯(lián)系的，其中，房屋形制及建造方式與馬家窯、半坡等遺址十分相似。由卡若遺址早期的半地穴窩棚式、中期的地上棚屋式以及后期的井干式、干欄式或碉房式建筑可看出，西藏地區(qū)的建筑形態(tài)與中原一致，同樣是由穴居、半穴居發(fā)展為地面建筑的。碉房作為藏式建筑的早期母型，不僅為民居建筑所承襲，同時催生了宮殿、營寨中的宗山建筑風格，從西藏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到布達拉宮前身紅山宮，依山構筑、俯瞰原野的恢宏情境固化為宗山建筑形制的典型視覺意象。
吐蕃王朝建立后，加強了與中原地區(qū)的往來。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了不少能工巧匠。此后，漢藏建筑文化進入全面交流互鑒時期。隨著藏傳佛教體系的逐步建立，以漢式佛寺為重要參照，藏傳佛寺、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宮殿融合了漢式建筑的木作、瓦作等建筑工藝，演化為藏族聚居區(qū)最重要的建筑類型，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漢藏合璧建筑風格。自元朝起，在封建統(tǒng)治者對藏傳佛教的扶持下，漢藏合璧建筑文化伴隨著民族交往，開始向中原地區(qū)和其他民族地區(qū)傳播。
漢藏合璧建筑風格的演進過程，成為追溯漢藏文化交流歷史的重要時空線索。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漢藏合璧建筑中的漢、藏文化成分或有變化，呈現(xiàn)一定的空間層級，但兩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弭，形成一種兼有兩者審美特點并可付諸實踐的風格范式，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寶庫。
漢式建筑風格伴隨著民族交往逐漸融入西藏
唐朝時期中原文化進入西藏，對西藏文明的形成發(fā)展具有深遠影響，對漢式建筑風格的吸收也成為當時西藏建筑風格的主要特征。公元641年，文成公主采用漢式院落形制主持修建了甲達繞木切殿（小昭寺）?！段鞑赝踅y(tǒng)記》載，“漢后亦自漢地召致甚多木匠、塑匠，建甲惹毛切殿，殿門東向”?！段鞑赝ㄊ贰芬噍d，“漢式釉子屋頂斑斕美麗，赤赤生輝；翅角飛檐，十分壯麗”。這是西藏地區(qū)首次出現(xiàn)琉璃瓦屋頂及飛檐，是漢式建筑在西藏的首次嘗試。而建于7世紀的神變祖拉康（大昭寺），是最早以本土拉康形制結合唐式木構的佛殿，現(xiàn)存主殿的一、二層廊柱及其上部的梁架、藻井、斗拱等均為唐代原件，其正中平梁上承托令拱和托木的巨型人字叉手，是隸屬于唐代木構體系的典型構件。
建筑元素和建造技術的移植再現(xiàn)，反映出漢式建筑風格是西藏佛教建筑初興時的重要參照，也是內地工匠直接參與建造并進行技術交流的重要物證。西藏地區(qū)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寺院桑耶寺，其烏孜大殿二層也是由內地工匠參照漢式建筑風格修建的。同時，桑耶寺現(xiàn)存數(shù)量最多的建寺遺存是漢式磚瓦。據(jù)《扎囊縣文物志》載，這些磚瓦同樣是由內地工匠傳入燒制工藝后于當?shù)責贫傻?。這一時期，唐蕃古道成為連接內地與西藏的重要通道。公元823年唐蕃第八次會盟后，立下了載有“今社稷山川如一，為此大和”的會盟碑，碑體采用漢式龜趺碑形制結合藏式寶珠頂。作為漢藏民族團結友好的歷史見證，會盟碑至今屹立于大昭寺前。
宮殿、寺院建筑合體是政教合一制度的重要表現(xiàn)，其建設過程進一步體現(xiàn)了西藏建筑對漢式建筑風格的融合與創(chuàng)新。1247年涼州會盟之后，西藏成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行政區(qū)域。1268年，元朝國師八思巴授意于日喀則修建薩迦南寺。薩迦南寺雖沿用本土拉康形制，但同時受內地筑城制度的影響，因襲了一套由城壕、內外城墻和角樓構成的城墻體系，是一座融合內地城池格局的地堡式建筑?？脊叛芯堪l(fā)現(xiàn)，仲曲河北岸原薩迦北寺中，不僅斗拱、梁枋及彩畫均為元代官式風格，還出現(xiàn)了西藏最早的漢式歇山金頂。
這一時期集中體現(xiàn)漢藏文化融合的典型范例是夏魯寺，它是元代官式建筑在西藏的遺珍，其重要特征是創(chuàng)立了漢藏建筑風格結合制式，即漢式屋頂，就是在底層藏式建筑拉康形制的磚木混合平頂結構之上，以漢式木作營造技藝建抬梁木構架漢式歇山屋頂。夏魯寺二層4座綠色琉璃瓦歇山屋頂?shù)牟季趾蠂纬梢蛔鶟h式合院，主殿屋頂?shù)娘w檐由45°斜拱支撐，屋面坡度與跨度比例為1:4，這種做法在我國建筑史上興起于遼代。4座佛殿中所用的“側腳”“升起”“減柱造”等營造方式，也是元代官式建筑的主要特點。此外，歇山屋頂檐下交相鋪襯的斗拱，檐上綠色琉璃筒瓦、瓦當、滴水，屋面正脊和戧脊的疊瓦、屋脊鴟吻等，均為漢制。4座屋頂?shù)恼怪醒敫饔衷O一個藏式大鐘形寶瓶裝飾。夏魯寺反映漢藏文化接榫的結合制式于后期實踐中不斷地被完善，17世紀大昭寺的擴建也是在早期的藏式平頂上加建了4座漢式歇山金頂，主殿所用九踩四昂、七踩三翹斗拱形制以及重檐歇山形制，與明清時期內地做法保持一致。
1645年，布達拉宮于吐蕃王朝紅山宮遺址上重建。布達拉宮采用了西藏最大的宗山形制，集宮殿、寺院建筑形制于一身，集漢藏建筑美學之大成。據(jù)藏文史籍載，以鎏金銅瓦替代琉璃瓦的漢式歇山金頂逐漸演變成為西藏宮殿、寺院、靈塔殿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以布達拉宮的金頂群最負盛名。布達拉宮金頂?shù)难b飾符號系統(tǒng)，體現(xiàn)了藏式建筑在吸收漢式脊飾的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的屋頂裝飾藝術，具體包括正脊中心的大鐘形寶瓶和兩側的小型窣堵坡式寶瓶、正脊兩端類似鴟吻的嬪伽、戧脊四角的象鼻龍式摩羯魚首等。這一階段，歇山屋頂、斗拱、雀替、藻井、彩畫等典型漢制建筑元素均已熟練地應用至藏式建筑中，并通過漢藏文化交融奠定了漢藏合璧建筑制式的結合基礎，進而形成頗具代表性的風格范式和裝飾體系。
漢藏合璧建筑風格在向中原地區(qū)傳播中創(chuàng)新發(fā)展
漢藏合璧建筑風格作為一個整體，在向西北以及中原地區(qū)傳播時，被注入更多的內容要素，實現(xiàn)創(chuàng)新發(fā)展，并隨著空間移動而呈現(xiàn)不同的特點。
13世紀，藏傳佛寺在蒙古地區(qū)興起，逐漸形成了融藏式風格、漢式風格和本土薩滿文化元素于一體的召廟建筑。這一時期，以元大都（北京）為文化匯集與傳播的中心，拉開了元代漢藏文化空前交流規(guī)模的序幕。
安多地區(qū)（青海、甘南）作為藏式建筑風格對外傳播的第一地緣層級，因氣候條件及民族分布的相似性，基本接受藏式建筑風格，并嘗試融入了一些漢式建筑元素。例如，塔爾寺和拉卜楞寺在金頂規(guī)制上呈現(xiàn)出屋架舉折、檐口起翹、筒瓦滴水等特征，均采用了規(guī)制嚴格的內地做法，彰顯了漢式建筑的生動氣韻；在脊飾符號上，除了沿襲正脊以藏式鎏金寶瓶等作裝飾，拉卜楞寺彌勒佛殿金頂?shù)乃膽昙怪惺状纬霈F(xiàn)了“龍”的形象，這是漢藏合璧建筑再次融入漢式建筑元素的重要標志。
再至承德外八廟建筑群，其建筑風貌的形成歷經了三個時期的風格融合。前期的建筑布局及風格都沿用漢式佛寺形制，僅于建筑裝飾上作了藏傳佛教元素和題材的一些嘗試。中期的建筑布局出現(xiàn)了漢藏結合式，普寧寺前半部分采用漢式佛寺“伽藍七堂”形制，后半部分則再現(xiàn)桑耶寺的“壇城”形制，兩種形制于地形的層層迭升中有機接合。后期如普陀宗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布局方式突破了漢式寺廟建筑軸對稱的傳統(tǒng)，代之以體量龐大的藏式紅臺結合漢式金頂?shù)臐h藏合璧制式。尤其是普陀宗乘，這個名稱是藏語“布達拉”的漢譯，其以布達拉宮為原型，因循宗山形制及建筑色彩，形成藏式建筑在內地的呼應。
脫胎于王府建筑的北京雍和宮，在改造中不斷融入藏式建筑元素，如法輪殿漢式琉璃瓦屋頂?shù)?座小閣分別以藏式小型窣堵坡式鎦金寶瓶為脊飾，形成類似壇城的五塔構圖。除了漢藏建筑文化風格，雍和宮還融入了滿、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元素，是各民族文化創(chuàng)新交融的結晶。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研究基地。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專項“中華民族共同體視覺形象聚類分析與圖譜建構”（項目號20VMZ008）研究成果?！?/p>
作者：閔天怡 張彤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
黔網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