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歡迎中國民族文化資源庫！
8月1日至2日，為突破民族類博物館的發(fā)展困境，構建整個行業(yè)的理論支撐，作為民族類博物館行業(yè)“領頭羊”的中國民族博物館在北京主辦了一場全國范圍的博物館人類學專題研討會。圍繞著“人類學視野下的博物館收藏、展示與詮釋”，來自學術界的30余名研究者和來自博物館界的10余名從業(yè)者進行了交流探討。
在研討會現場，參會者們已經感受到了學界與業(yè)界對話激起的熱情。這顯示出，在民族類博物館的領域里，學界和業(yè)界分別實踐的的博物館人類學路徑已然開始交匯，理論和實踐的相互轉化讓我們看到了民族類博物館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前景。
為民族類博物館搭建全國規(guī)模的博物館人類學研究平臺
在研討會的開幕式上，中國民族博物館館長顧群說：“開展博物館人類學研究，正是民族類博物館自身性質和方法論的內在要求，是解決當前中國民族類博物館所面臨的發(fā)展困境和一系列業(yè)務難題的良好科學工具?！?/p>
“我國的民族類博物館在深入推進自身收藏、研究、展示、宣教等事業(yè)的實踐過程中，不斷呈現出對理論指導的迫切需求，需要將自身的實踐加以系統的總結和升華，形成相關理論體系。”顧群表示，中國民族博物館在積極尋求理論研究突破口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具有中國民族博物館特色的科研學術路徑，有了對于博物館人類學研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認識。
“中國民族博物館不僅應當把自身開展博物館人類學研究當作實現學術立館、學術興館的重要途徑，而且我們還應當積極地在全國民族類博物館行業(yè)中，大力倡導和推動博物館人類學研究工作的開展——這是因為，博物館人類學研究必將極大地助推全國民族類博物館領域形成以科學理論引領事業(yè)發(fā)展的良好局面，助推全國民族博物館行業(yè)實現理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良好局面。因此，我們自覺地把在全國民族博物館領域大力推動博物館人類學的開展，作為國家民族博物館的一個職責與使命，作為我們實現國家民族博物館自身功能定位的內在要求。這也是我們舉辦今天這樣一個全國規(guī)模的博物館人類學研討會的根本原因?！鳖櫲赫f。
據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鄭茜介紹，出于對自身文化功能與文化使命的清晰定位和理解，中國民族博物館在4年前提出以博物館人類學為理論原則，指導自身的業(yè)務實踐，并提出把中國民族博物館建設成為中國的博物館人類學研究基地的主張。就在這4年間，一個博物館人類學迅速發(fā)展的趨勢和熱潮逐漸在全國慢慢呈現，一方面，全國各地的民族類博物館，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人類學理論來提升自身的博物館工作水平；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者，正在用人類學理論來觀察和總結當代中國博物館里的知識生產、記憶建構、認同塑造等實踐。這一“實踐與理論的雙重自覺”，成為中國民族博物館召開這次博物館人類學的學術研討會能夠獲得學術界和民族類博物館行業(yè)廣泛響應的重要基礎。
博物館與人類學的淵源與當代轉向
研討會準備召開的信息一經發(fā)布，就在各相關微信平臺和微博上被迅速而大量地轉發(fā)，引起業(yè)界和學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人類學、博物館學、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研究生、年輕從業(yè)者踴躍投稿。主辦方收到了來自海內外的80多份投稿，最終46份論文入選。一位評審專家說，這次評審真是很困難，因為這一批論文的水平普遍偏高，尤其涌現了很多年輕人，他們非常有想法，有新意，但是研討會發(fā)言席位有限，不少好文章只能忍痛割舍。此次研討會收到的論文議題非常開放、多元，為了順應這一情況，研討會設置了兩個專題會場，10個專題小組，包括“物、展覽與博物館實踐”、“博物館與認同構建”、“知識、記憶、歷史與認同”、“博物館闡釋與反思”、“商業(yè)化、遺產化與博物館”、“非遺、技藝的博物館表達”、“教育與公共參與”、“博物館中的世界、東方與中國”以及“接觸、沖突、爭議”等。
連續(xù)兩天，兩個專題會場都坐滿了聽眾，來自不同領域的年輕學者、從業(yè)者聞訊趕赴這場學術盛宴。一位臺灣的學者說，每天要在兩個會場中做選擇都很難，每個專題都想聽，都舍不得。發(fā)言中，很多發(fā)言都撐爆了15分鐘，只能被主持人“粗暴”打斷，都只能是“思想跑馬場中的短跑”，但背后支撐的卻是研究者們的“長跑”。這些論文幾乎都基于博物館的實踐，深入反思博物館在全球化與現代化中的文化角色，呈現出極強的探索性，也展示出博物館和人類學之間的緊密聯系。
博物館與人類學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其親密關系曾經主要通過民族志博物館來實現，但隨著人類學學科的認識論、方法論的變遷，二者關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遷，不論是理論發(fā)展還是博物館實踐都呈現出新的轉向。這次研討會邀請知名學者做主題發(fā)言，展示出了博物館人類學的學科譜系和前沿動向，極具歷史感和現實感。
國際博物館協會副主席、中國博物館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安來順提出了“當代社會維度中的博物館是否需要重新界定”的問題。他認為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性、數字技術變革等內外力因素勢必引起博物館的變革，而博物館和人類學二者之間的關系深深涉入這一變革當中，突出體現在人類學研究的新動態(tài)突破了傳統的民族志博物館而影響到人文歷史和藝術博物館，以及博物館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出現了一系列新進展。這其中，反思和重新界定博物館應該如何表現和闡釋多元文化成為一個聚焦點，并引發(fā)了諸如“協作式博物館”的實踐。由此，國際博物館界對于博物館為社會發(fā)展服務的宗旨形成新的內涵與外延。例如，對于沖突和爭議的表達需要找到動態(tài)的表達方式，反映出博物館新的使命和可能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博物館界高度重視四個議題的全球性討論：一是博物館變化中的認識論、博物館的多學科性和博物館類型學；二是博物館如何反映民族文化，如何實現公眾的參與；三是博物館如何受到地緣政治、全球化移民等的影響；四是博物館新形態(tài)的所有權、合作伙伴和治理制度等理論新趨勢。
倫敦大學學院的人類學教授邁克爾·羅蘭將西方的博物館和物品放到人類學、民族學的學科脈絡和認識論框架中去理解。他從英法的社會人類學發(fā)展到東歐民族學的歷程著手，梳理了側重歷史的民族學和關注文化比較的社會人類學之間的差異，著重闡釋了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轉向，以及民族學/民族志博物館中藏品的數字化。邁克爾·羅蘭極為關注物品背后的歷史和故事?；谠谖鞣堑奶镆把芯浚J為通過書寫塑造的歷史通常呈現的是重要人物的歷史，而底層人民、草根社會的歷史往往不被表述，物質也易于被忽略。而民族學有關物質文化的時空研究，使得物品背后普通人的生活和歷史具有了被呈現的可能性。但另一個層面，在博物館中，很多物質被收藏起來，通過展示呈現的只是極少的部分。同時，物質作為藏品和遺產，在原生文化和歷史中的意義和故事大多數都被丟棄了。他認為，藏品和遺產如何回歸到生活中間，重新與生活進行關聯，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個看似普通的螺鈿托盤，背后卻記錄著一段中華文化傳播的歷史。藏品背后的故事到底有多精彩？講故事有什么意義？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張展鴻的主題演講讓我們深深領略了這一點。他生動講述了自己的幾件私人藏品背后的故事。他建議博物館也嘗試引入藏品在變成館藏之前的社會生命史故事，展現藏品在社會環(huán)境變遷中的價值變化。
人類學與博物館有著深厚的淵源，但實際上，相較于考古學和歷史學在博物館領域被大量運用，博物館人類學的發(fā)展還很不完備。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潘守永提到了一個關于博物館館長學科背景的調查，在130多位博物館館長中，大部分一級博物館的館長是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學科背景，從事美學、教育學、人類學、藝術學等其他學科的館長所占比例很小，從學科分布來說，這些學科在博物館中的發(fā)展都是不完備的。潘守永以“邊界與介入——博物館學抑或博物館人類學？”為題，從學科定位的角度分析了博物館學和博物館人類學的發(fā)展狀況。他認為，在中國，博物館學和博物館人類學的發(fā)展也是不完備的，一方面由于我國的考古學和人類學相分離，博物館人類學受到考古學作為主流學科的制約；另一方面由于技術標準、科學標準的缺失而不完備，這一缺失的部分即為博物館民族志或博物館志。同時，在中國，博物館人類學有兩層含義，即在博物館從事人類學和關于博物館的人類學，二者發(fā)展都是不完備的，尤其是前者。他在學術和實踐層面討論博物館的邊界問題，最后又歸結到當前博物館的現實趨向，即博物館功能趨于多元化，博物館類型趨于多樣性，不同的博物館滿足著不同人群的需要，需要博物館人類學聚焦多樣性的理論關照。
實踐與反思：人類學視野下的博物館收藏、展示與詮釋
運用人類學展開理論探索
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尹凱在專題互動中呼應了幾位學者的主旨演講，強調博物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對于博物館收藏、展示和闡釋的重要價值。他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關博物館的討論，基本上都是新博物館學的范疇或新博物館學的衍生品：包括生態(tài)博物館、社區(qū)博物館在內的新型博物館形態(tài)，以及傳統博物館角色的重置。
在專題發(fā)言中，尹凱重新審視了“從物到人”的博物館觀念。當代博物館學界存在一個共識性的命題，即強調公眾在博物館理論與實務中的優(yōu)先性，以消解物件長久以來的主導地位。由此，該觀念衍生出諸如“公眾服務”、“從物到人”、“以人為本”等一系列表述。尹凱認為“從物到人”的觀念并非單純是將將關注點由博物館藏品轉向博物館公眾，更重要的是還應包括隱藏在背后的個人與群體，甚至連博物館的專業(yè)人員也不例外。他認為“從物到人”的觀念旨在從以證據（物件）為導向、強調實證與秩序的博物館迷思中走出來，邁入以合作（人）為主導、強調人文與關系的博物館新視界。
鄭茜也探討了民族文物的方法論意義。人類學整體認知理論通過探究和還原民族學文物在其原生社會文化語境中的存在意義，從而呈現出藏品的真實價值，并揭示出藏品背后的文化價值系統。這是一個建立在反思傳統文物價值認知模式基礎上的新博物館方法論，它是人類學理論指導下的博物館展示秩序與知識生產的新模式。這一方法論可望構建一個關于博物館藏品的相對完整的意義解釋系統，并引領博物館將其工作內容不再局限于收藏與保護文物本身，而是延展到對于文化遺產的整個價值體系的保護與珍藏。
博物館與知識、認同、歷史的建構
在研討會中，經常提到的話題是，對于藏品、文化遺產或民族文物，誰是它們的擁有者？誰在管理它們？為了誰做展示？怎樣做展示？誰在觀看它們？誰在解釋它們？博物館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多位與會專家強調，誰有權力在博物館中對展品做出闡釋是一個關鍵問題。在急劇變遷的社會中，文化認同日益成為一個社會議題。博物館應該在人們塑造和保持自己的認同以及地方性知識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連菊霞基于在甘肅積石山保安族東鄉(xiāng)族撒拉族自治縣民族民俗博物館的田野調查，將博物館對保安族進行的文化展示、詮釋與當地各族人民的現實生活相對照，顯示出民族民俗博物館從該區(qū)域內各民族共有的社會生活中抽離出文化要素作為保安族的“傳統”與“特色”來展示，“塑造”出一個典型的民族形象。
中國民族博物館館員、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博士吳潔討論了苗族服飾中的知識生產機制。苗族服飾中有一種“蝴蝶媽媽”圖案紋樣，“紋樣從哪里來？”“紋樣是誰傳下來的？”“紋樣代表什么含義？”圍繞著這些問題，苗族女性、研究者（收藏家）和博物館三方進行了不同的闡釋，其中苗族女性制作苗服的技藝成為了一種“具身性”知識，這種知識來自于苗族人與環(huán)境的互動。而中國民族博物館在進行民族服飾的策展和詮釋中，處于三者共同對話、彼此參與的語境里，也成為一個知識生產的主體。以博物館特殊的展示“場所”所具有的主體性，重構出苗族服飾背后的生命軌跡，這種展示也對民族文化作出新的表述。在與聽眾的互動中，不少人提及2016年中國民族博物館推出的“傳統與現代”民族服飾展，吳潔作出回應，博物館當時在策展、設計和研究過程中，就已經有意識地把服飾生產者的“具身性”知識也納入進來。她提到，很多時候，民族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在面對物品蘊含的知識時是被動的，大量知識來源于“他者”，博物館從業(yè)者并不明白。因此，中國民族博物館的做法是把文化創(chuàng)造者、持有者吸納進來，跟研究者和博物館一起策展，一起討論服飾在生活中怎么穿，表達了什么含義。
博物館、非遺展演中的協作與沖突
在研討會中，“遺產化”是一個被反復提及的關鍵詞，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討論，博物館從業(yè)者們的經驗分享和研究實踐聚焦于社區(qū)和博物館的“參與”、“協作”。
上海紡織博物館研究部主任賈一亮的發(fā)言中，呈現了苗族刺繡中極具特色的錫繡技法如何被現代設計師和當地人一起創(chuàng)新，在高級定制服裝中煥發(fā)光彩，并被納入博物館的展示當中。她認為保護錫繡為代表的民族服飾傳統文化和技藝，最好的途徑也許不是將其靜置在博物館中，而是思考如何讓它們在現代真實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西漢南越王博物館館員史明立以珠三角地區(qū)公眾自身的展覽實踐為例，探討政府、博物館、社會組織、社區(qū)和個人在記錄某一特定群體、某一特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關注不同群體在表達、闡釋和構建某一團體或事件的歷史中的作用，將博物館視為一個建構認同和知識、表達意見與協商的空間。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助理研究員翟振孝以她參與規(guī)劃辦理的“臺灣‘新住民’文化展演”為案例，討論博物館如何作為異文化再現與實踐的場域，提供異文化認知觀點，對于博物館異文化展演進行反思，并進一步討論當代博物館與臺灣“新住民”協作的可能性。
學者們的討論則還包括對“固化”、“商業(yè)化”的批判與反思。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復旦大學的人類學學者德明禮認為，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旨在為各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話語空間和價值框架。然而，這一公約并非是認同、保護現存文化實踐與傳統的中立工具，而是以此為保護傘進行文化的重新形塑與生產。在中國，非遺往往代表的是民間文化或民俗文化。通過對上海、山東濰坊、青島等地的長期田野調查，他為我們呈現了中國地方非遺展示和展演的多種形式和場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園、文化主題公園、生態(tài)區(qū)、博物館等地方是中國非遺展示的主要場所。然而，大部分的非遺展示卻導致了非遺的固化或商業(yè)化。非遺傳承人按照公約要求進行的社區(qū)參與活動也被極大地忽視。由此可見，非遺在中國的展示其實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精神。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將非遺放在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進程中，我們發(fā)現，非遺展示已經為傳承人提供了積極參與的機會，而且他們確實能夠從國家的經濟發(fā)展中獲益。
博物館不僅僅只是促進交流與合作的“接觸地帶”，在某些特定主題和情境中，博物館還會演變成為各種矛盾和經驗交鋒、回蕩的“沖突地帶”。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博士馬萍介紹了英國貝爾法斯特博物館“戰(zhàn)爭展”和加拿大戰(zhàn)爭博物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展”兩個展覽的策展經過。她認為，在面對歷史傷痕，棘手遺產及涉及國家歷史認同與民族情感等復雜問題時，博物館往往需要格外謹慎。歷史是擁有不同面向的，這導致人們的記憶也是有矛盾、沖突的。作為塑造集體記憶，強化認同感的博物館，往往會成為不同群體展開記憶爭奪與較量的場域。此時，作為各方經驗交流、互動的博物館空間會因為這一記憶的競爭而不再表現為“接觸地帶”平和、共享的面向，而呈現出一種沖突狀態(tài)。為了避免引發(fā)廣泛的社會效應，博物館在處理這些信息時，不得不審慎再三。畢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博物館的政治、教育功能決定了其敘述的內容及尺度。在案例中，在面對難以言說的歷史時，博物館選擇從戰(zhàn)爭中人性光輝的表達來介入這段歷史，以使戰(zhàn)爭雙方達成共識。
“不要忘記有過這樣一次研討會”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李子寧分享他參會后的體驗時說，“這是學界與業(yè)界一次很好的對話。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輕人，我呼吁他們進入到學界和業(yè)界之后，不要忘記有過這樣一次研討會。”
研討會的主辦方和參會者都將此次博物館人類學研討會視為2017年中國博物館界的一個重要事件，尤其對于民族類博物館探索學術科研發(fā)展路徑具有重要意義。
此次研討會展現出學術界與博物館業(yè)界的深層互動。來自兩個領域的對話者所使用的“博物館人類學”蘊含著不同的理論關照和訴求，業(yè)界運用人類學理論、方法來提升自身的博物館工作水平，學者用人類學理論來觀察、詮釋和反思當代中國博物館的實踐。而研討會提供了一個印證、溝通、共享、對話的平臺。
盡管存在各自理論方法和實踐的差異，但研討會中已經有跡象顯示出學界和業(yè)界之間的路徑交匯。學界和業(yè)界并非是在博物館人類學兩條涇渭分明的的研究維度上各自前行，業(yè)界和學界圍繞著博物館的“田野”，分享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經驗展示、實踐反思和理論探索創(chuàng)新。尤其是從業(yè)者的分享，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對博物館的實踐的自我反思來提煉理論；還有一些發(fā)言是有意識地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去做實踐創(chuàng)新，再提煉出理論來與同行與學界分享、討論。此外，參會者大多數是非常年輕的從業(yè)者和研究者，他們更可能具備跨界身份，接受博物館人類學理論訓練，然后進入博物館實踐領域，他們必將成為推動未來民族類博物館理論與實踐轉化的踐行者。沿著這樣的道路前行，博物館人類學可能會作為一種“互動性專業(yè)知識”被重新生產出來。
鄭茜認為，“這次會議對于博物館界一定會有突破性的意義，尤其對民族類博物館會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中國的博物館學理論在最近的幾年中產生了突破性的發(fā)展，在這個階段之前其實博物館學的理論滯后，博物館缺乏理論指導，一直都在一個相對低水平的狀態(tài)上運行。當前我們的民族類博物館行業(yè)出現很多問題就跟之前缺乏理論指導有關聯。比如，很多地方博物館在沒有差異的地方制造差異，制造認同，或者在塑造差異的時候，缺乏文化的考慮，認同的考慮，背后更大的驅動是經濟考慮，通過塑造絢麗的民族形象，塑造出可以創(chuàng)收的旅游產品，這可以說是民族類博物館的一個嚴峻的現實。不論是研究者還是從業(yè)者，在聽到一些報告或者去調研的時候是很有憂慮的。我們這次會議其實是一個對突破性理論發(fā)展的匯集和集中的呈現，我們深感這些年的理論需要一些場合和平臺來匯集和呈現，我們這個會議剛好就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場合?！?/p>
目前，中國民族博物館正致力于以博物館人類學理論研究為引領，提升國內民族博物館理論研究水平。顧群展望了通過推動業(yè)界和學界的協作大力發(fā)展博物館人類學的愿景：中國民族博物館把推進博物館人類學的研究實踐作為一個長期目標，致力于把中國民族博物館建設成為博物館人類學教學與研究基地，通過開啟與科研機構以及國內民族類博物館的廣泛合作，定期舉辦全國性乃至國際性博物館人類學研討會，出版博物館人類學學術成果等途徑，推動博物人類學的學科建設，還計劃聯合有關力量，申報成立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博物館人類學專業(yè)委員會。
中國民族博物館作為行業(yè)的引領者，自覺、明確地以發(fā)展學術理論來引領行業(yè)實踐，這是極具魄力的選擇。從知識生產的角度，在很多專業(yè)和行業(yè)領域，由于社會部門分化、知識建構場域和機制的分化以及邊界認同，在業(yè)界和學界之間往往難以形成進行知識生產、分享和轉化的“學術共同體”。因此，學術理論和行業(yè)實踐的相互轉化往往只能在交界領域、邊緣地帶或前沿領域依賴少數協作者的長期互動有限地實現，轉化成果的推廣運用也往往成為難點。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國家級民族博物館能夠以“業(yè)界”引領者的身份，明確、自覺地提出以博物館人類學的學術研究來引領一個行業(yè)的發(fā)展與實踐，并上升到角色定位和核心發(fā)展路徑的高度，同時，以謙虛、真誠、開放的姿態(tài)主動創(chuàng)造與學界交往互動的平臺，主動地以推動學科發(fā)展為己任，甚而籌備一個學科的專業(yè)委員會，實為難能可貴。
黔網文（2021）
1658-00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