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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真字是為記錄女真語而創(chuàng)造的。女真語屬阿爾泰語系通古斯—滿語族。

　　女真族歷史源遠流長。先秦時期即以肅慎為族名見諸史冊，東漢三國時稱挹婁，南北朝時號勿吉，隋唐時謂靺鞨，五代以后始稱女真。

　　女真族原無文字。完顏阿骨打起兵反遼時，曾借契丹字傳遞音訊。金朝建立以后，隨著政治、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需要，完顏阿骨打令丞相完顏希尹等人創(chuàng)制文字。“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天輔三年（1119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金史》卷七十三）

　　女真字依仿契丹字先后創(chuàng)制了兩種。據(jù)《金史》記載：“熙宗亦制女真字，與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天眷元年（1138年）正月“頒女真小字”，皇統(tǒng)五年（1145年）“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史籍雖然明載女真字有大字、小字兩種，但傳世的女真字資料卻只有一種類型。因無法進行比較，尚難斷定其為大字還是小字，現(xiàn)在籠統(tǒng)成為女真字。

　　女真字呈方塊形，筆畫最多為十畫。每字大都為單音節(jié)，也有部分表意字為雙音節(jié)。三、四音節(jié)的字罕見，四音節(jié)字只有一例。因女真語詞多數(shù)是多音節(jié)，因而一個單詞往往需要兩、三個字拼成。

　　女真字制成后與漢字、契丹字并行于金朝境內(nèi)。到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詔罷契丹字”（《金史》卷九）以后只準用女真字和漢字。金代統(tǒng)治者很重視推行女真字，國內(nèi)設立了很多學習女真字的學校，還專立“女真進士科”選拔官吏。據(jù)記載，當時用女真字翻譯過不少漢文典籍，如《論語》、《史記》、《貞觀政要》等。女真字至明朝前期已無人可識，漸成為死文字。用女真字書寫和翻譯的書籍多已失傳，今天所能見到的女真字資料甚少。明永樂年間編纂的《華夷譯語》中的女真館譯語（一般稱《女真譯語》）是一部對照字典性質(zhì)的書，可作為今天認讀女真字的一把鑰匙。傳世的女真字金石資料有《海龍摩崖》、《大金得勝陀頌碑》、《昭勇大將軍墓碑》、《奧屯良弼餞飲碑》（又稱《泰和題名殘石》）、《北青摩崖》、《女真進士題名碑》（又稱《宴臺碑》）、《慶源碑》、《奧屯良弼詩碑》、《永寧寺碑》和一些符牌、銅鏡、印章邊款銘文等。1968年2月6日，蘇聯(lián)學者克恰諾夫在翻閱保存在蘇聯(lián)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的西夏文文獻時，發(fā)現(xiàn)了兩張寫有女真字的紙（為一頁的兩段），其中一張背面用漢字注明抄寫的時間：“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1973年3月陜西文管會修整西安碑林石臺孝經(jīng)時，在卯眼里發(fā)現(xiàn)女真字的手抄殘頁，整理后得十一紙。此外，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附近的萬部華嚴經(jīng)塔內(nèi)壁、科爾沁右翼前旗和中旗境內(nèi)石崖上也都發(fā)現(xiàn)了女真字的墨書題記。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和方于魯《方氏墨譜》均錄有意為“明王慎德，四海咸賓”的幾個女真字。日本古籍《吾妻鏡》載一“銀簡”，上面也刻有女真字，與“國誠碑”上所鑄字同。

　　對女真文字資料進行收集、整理、刊布和介紹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的。中國學者劉師陸于1829年著《女真字碑考》。四年以后又著《續(xù)考》，隨文刊布了《女真進士題名碑》拓本。此后一百年中，《海龍摩崖》、《大金得勝陀頌碑》、《永寧寺碑》、《北青摩崖》、《慶源碑》、《奧屯良弼餞飲碑》相繼被發(fā)現(xiàn)。這期間德國學者葛魯貝將柏林圖書館收藏的明抄原本《女真譯語》加以整理，于1896年在萊比錫出版，書名為《女真語言文字考》，給女真文字的研究工作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我國學者對女真文字進行深入研究，實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初期，以羅福成取得的成績最大。除《大金得勝陀頌碑》外，他對大件的女真字碑刻都作過考釋。他還將《女真譯語》的三個抄本（柏林本、東洋文庫本、內(nèi)藤湖南藏本）匯在一起刊布，成為后來最流行的一個本子。此外，對女真字資料作過研究的還有王靜如和羅福頤。寫過介紹文章的有劉厚滋、羅繼祖、毛汶、莊嚴、卞宗孟、金梁、周肇祥，金毓黻等。繼后，金光平、金啟孮兩人鉆研女真字獲得很大成就。所著《女真語言文字研究》完稿于20世紀40年代，《內(nèi)蒙古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以專號刊出，后經(jīng)修訂，于1980年正式出版。此書突破了以往對一石一碑的專題研究，將傳世的資料綜合起來，運用現(xiàn)代語言學的方法，從文字結構、讀音以及女真語的語法等方面加以全面系統(tǒng)的探討。這部著作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都比前人前進了一大步，標志著女真字研究的新階段。此后，金啟孮又積十年之功編得《女真文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12月版），這是用科學方法編著的第一部女真字辭典，書中對每個女真字的形、音、義以及字源都作了詳盡的說明。這既是一本工具書，也是一本學術著作。

　　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國研究過女真字并發(fā)表過文章的還有蔡美彪、賈敬顏、黃振華、劉鳳翥、于寶林、穆鴻利、道爾吉、和希格、孫進己、馮永謙等。

　　女真字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性。早在19世紀，英國人威利在《不列顛皇家亞洲學會會報》第六編（1859年）上發(fā)表《古代女真文銘刻研究》以后，直到 1898年日本人白鳥庫吉發(fā)表《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載《史學雜志》第9卷11、12號）的30多年里，寫過文章的還有德維利亞、拉科佩里、葛魯貝、胡特、沙畹、布謝爾等。進入20世紀以后，日本研究女真字比較活躍。主要研究者有渡邊薰太郎、稻葉巖吉、石田干之助、園田一龜、秋山謙藏、田村實造、安馬彌一郎、山本守、長田夏樹、山路廣明等。其中，田村實造從1936年至1976年前后三次對《大金得勝陀頌碑》進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山路廣明的代表作《女真文的制字研究》（1958年首次發(fā)行，1980年再版）在探討女真字源上有不少獨特的見解。1980年西田龍雄發(fā)表《女真文字》（載《言語》第9卷第11、12期，后收入《亞洲未解讀的文字》一書），全面地介紹了當時的研究情況。韓國的李基文、辛兌鉉、閔泳珪；匈牙利的李蓋提、澳大利亞的康德良以及美籍日人清瀨義三郎則府也都有論著發(fā)表。

　　經(jīng)過中外學者的不斷努力，女真字文獻已能得到大體的解讀。但是，其中還有不少問題尚待研究。

《海龍摩崖》拓片

參考資料：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圖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